胡适进北大后，也给北大推荐了多名人才。

　　蔡元培曾说：“北大关于文学哲学等学系，本来有若干基本教员，自从胡适之君到校后，声应气求，又引进了多数的同志……。”

　　与胡适、陈独秀同年进北大的，有周作人、刘半农等人；先后进北大的还有李大钊、钱玄同、高一涵、陈大齐、朱希祖、刘文典、沈尹默、沈兼士、马裕藻等许多人；稍后，鲁迅也来北大兼课。新人荟萃，北大气象为之大变。他们都为《新青年》撰稿，使《新青年》阵容也更加雄厚强大，新文化潮流更加汹涌澎湃。

　　1918年，《新青年》改组为同人刊物，扩大编辑部，由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钱玄同、高一涵、沈尹默等六人轮流编辑。同年底，陈独秀又邀集李大钊、胡适、周作人等商议，另创一个《每周评论》，仍由《新青年》同仁主持，以便及时发抒议论，抨击黑暗，鼓吹新思潮。加之北大学生傅斯年、罗家伦等人，组织新潮社，创办《新潮》月刊，成为《新青年》的卫星刊物，也成为不新文化运动中的生力军。于是，形成了一个围绕《新青年》的新文化团体，成为倡导新文化运动的中心。而这《新青年》团体，事实上又与北京大学密不可分，北大也就成为新思想的大本营。

　　在伟大新文化革命的洪流中，陈独秀和胡适是当时运动的最有力的倡导者和最著名的代表人物，他们两人齐名，被时人称之为“陈胡”。

　　白话文学的提倡并非一帆风顺，当时北大校内的反对者就出版了《国故》、《国民》与之对抗，后来南京又有吴宓、梅光迪等人主办的《学衡》与新文化运动分庭抗礼。

　　这一年的2月、3月间，传出谣言，说陈独秀、胡适、钱玄同等人已经被驱逐出京。

　　前边讲过了，林纾则除在《新申报》上发表《妖梦》、《荆生》等小说影射攻击陈独秀、胡适等人外，还在北京《公言报》上发表致蔡元培函，攻击陈独秀、胡适等人“必覆孔孟，铲伦常为快”，“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蔡元培在《公言报》发表长信，对林纾的攻击一一加以解释和反驳。

　　新文化运动中的陈胡，虽是志同道合，却也各有长短。胡适比起陈独秀来，较为温和，做事不够果决，却也不武断。胡适自己承认，陈独秀当年确是“一个坚强的革命家”，他的主张和言论，总是“一个老革命党的口气”，虽然有时不免偏激一些，但对顽固势力却决不妥协。

　　比如，1919年1月，陈独秀为了回击顽固派各方面对《新青年》的非难与谩骂，写了著名的《本志罪案之答辩书》。

　　答辩书写道：“他们所非难本志的，无非是破坏孔教，破坏礼法，破坏国粹，破坏贞节，破坏旧伦理(忠孝节)，破坏旧艺术(中国戏)，破坏旧宗教(鬼神)，破坏旧文学，破坏旧政治(特权人治)，这几条罪案。

　　“这几条罪案，本社同仁当然直认不讳。但是追本溯源，本志同仁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莫克拉西(Democ

　　acy)和赛因斯(Scie

　　ce)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大家平心细想，本志除了拥护德赛两先生外，还有别项罪案没有呢?若是没有，请你们不用专门非难本志，要有气力有胆量来反对德赛两先生，才算是好汉，才算是根本的办法……

　　“西洋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迫压，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

　　这样的答复，旗帜鲜明，态度决断，毫不妥协退让，用胡适自己的话说，他是写不出来的。

　　有反对的声音未必一定是坏事，很多的时候是引起关注和扩大影响。进步毕竟是不可阻挡的，经过与反对者的多次较量，文学革命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胡适在1919年3月3日给女友韦莲司的信中说，文学革命的传播速度超出了他们自己的预期。1918年初《新青年》全部刊登白话诗文后不到一年的时间，受其影响，全国已经有十余种杂志开始刊登白话文章。

　　新文化运动中，胡适大力倡导"易卜生主义"，对于文学界及思想界的解放运动，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胡适把"易卜生主义"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敢于反抗社会,反抗传统,反抗市俗偏见的现实主义战斗精神；二是主张人的"内向"解放，树立"健全的个人主义"人生观"。易卜生主义"的倡导及被知识阶层的广泛接受，标志着中国文化现代转型过程的开始。

　　1918年6月15日《新青年》第4卷第6号，发表了胡适的文章《易卜生主义》。

　　在文章的开头，胡适便喊出：“人生的大病根在于不肯睁开眼睛来看世间的真实现状。明明是男盗女娼的社会，我们偏说是圣贤礼义之邦；明明是赃官污吏的政治，我们偏要歌功颂德；明明是不可救药的大病，我们偏说一点病都没有！却不知道：若要病好，须先认有病；若要政治好，须先认现今的政治实在不好；若要改良社会，须先知道现今的社会实在是男盗女娼的社会！

　　“易卜生的长处，只在他肯说老实话，只在他能把社会种种腐败龌龊的实在情形写出来叫大家仔细看。他并不是爱说社会的坏处，他只是不得不说。1880年，他对一个朋友说：我无论作什么诗，编什么戏，我的目的只要我自己精神上的舒服清净。因为我们对于社会的罪恶，都脱不了干系的。因为我们对于社会的罪恶都脱不了干系，故不得不说老实话。”

　　接着，胡适在文章中写道：“我们且看易卜生写近世的社会，说的是一些什么样的老实话。第一，先说家庭。

　　“易卜生所写的家庭，是极不堪的。家庭里面，有四种大恶德：一是自私自利；二是倚赖性，奴隶性；三是假道德，装腔做戏；四是懦怯没有胆子。做丈夫的便是自私自利的代表。他要快乐，要安逸，还要体面，所以他要娶一个妻子。正如《娜拉》戏中的郝尔茂，他觉得同他妻子有爱情是很好玩的。他叫他妻子做‘小宝贝，’‘小鸟儿’，‘小松鼠儿’，‘我的最亲爱的’，等等肉麻名字。他给他妻子一点钱去买糖吃，买粉搽，买好衣服穿。他要他妻子穿得好看，打扮的标致。做妻子的完全是一个奴隶。她丈夫喜欢什么，她也该喜欢什么，她自己是不许有什么选择的。她的责任在于使丈夫欢喜。她自己不用有思想：她丈夫会替他思想。她自己不过是她丈夫的玩意儿，很像叫化子的猴子专替他变把戏引人开心的（所以《娜拉》又名《玩物之家》）。

　　“丈夫要妻子守节，妻子却不能要丈夫守节，正如《群鬼》（Ghosts）戏里的阿尔文夫人受不过丈夫的气，跑到一个朋友家去；那位朋友是个牧师，很教训了他一顿，说他不守妇道。但是阿尔文夫人的丈夫专在外面偷妇人，甚至淫乱他妻子的婢女；人家都毫不介意，那位牧师朋友也觉得这是男人常有的事，不足为奇！妻子对丈夫，什么都可以牺牲；丈夫对妻子，是不犯着牺牲什么的……

　　“其次，且看易卜生的社会的三种大势力。那三种大势力：一是法律，二是宗教，三是道德。

　　“第一，法律法律的效能在于除暴去恶，禁民为非。但是法律有好处也有坏处。好处在于法律是无有偏私的；犯了什么法，就该得什么罪。坏处也在于此。法律是死板板的条文，不通人情世故；不知道一样的罪名却有几等几样的居心，有几等几样的境遇情形；同犯一罪的人却有几等几样的知识程度。法律只说某人犯了某法的某某篇某某章某某节，该得某某罪，全不管犯罪的人的知识不同，境遇不同，居心不同……

　　“第二，宗教易卜生眼里的宗教久已失了那种可以感化人的能力；久已变成毫无生气的仪节信条，只配口头念得烂熟，却不配使人奋发鼓舞了……宗教的本意，是为人而作的，正如耶稣说的，‘礼拜是为人造的，不是人为礼拜造的’。不料后世的宗教处处与人类的天性相反，处处反乎人情。如《群鬼》戏中的牧师，逼着阿尔文夫人回家去受那荡子丈夫的待遇，去受那十九年极不堪的惨痛。那牧师说，宗教不许人求快乐；求快乐便是受了恶魔的魔力了。他说，宗教不许做妻子的批评他丈夫的行为。他说，宗教教人无论如何总要守妇道，总须尽责任。那牧师口口声声所说是“是”的，阿尔文夫人心中总觉得都是“不是”的。后来阿尔文夫人仔细去研究那牧师的宗教，忽然大悟。原来那些教条都是假的，都是‘机器造的’……

　　“第三，道德法律宗教既没有裁制社会的本领，我们且看“道德”可有这种本事。据易卜生看来，社会上所谓‘道德’不过是许多陈腐的旧习惯。合于社会习惯的，便是道德；不合于社会习惯的，便是不道德。正如我们中国的老辈人看见少年男女实行自由结婚，便说是“不道德”。为什么呢？因为这事不合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社会习惯。但是这班老辈人自己讨许多小老婆，却以为是很平常的事，没有什么不道德。为什么呢？因为习惯如此。又如中国人死了父母，发出讣书，人人都说“泣血稽颡”，“苫块昏迷”。其实他们何尝泣血？又何尝“寝苫枕块”？这种自欺欺人的事，人人都以为是‘道德’，人人都不以为羞耻。为什么呢？因为社会的习惯如此，所以不道德的也觉得道德了。

　　“这种不道德的道德，在社会上，造出一种诈伪不自然的伪君子。面子上都是仁义道德，骨子里都是男盗女娼。易卜生最恨这种人……”

　　亨利克•易卜生（He

　　ikIbse

　　，1828年—1906年5月23日），挪威戏剧家，欧洲近代戏剧的创始人。他的作品强调个人在生活中的快乐，无视传统社会的陈腐礼仪。其突出贡献是在欧洲现实主义戏剧走向衰落，自然主义和颓废派文学十分泛滥的时代，高举现实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旗帜，并创造了以设疑性构思、论辩性对白和追溯性手法为基本艺术特征的“社会问题剧”体裁。其创作实践和社会影响，也足可与莎士比亚、莫里哀等戏剧大师媲美。最著名的有诗剧《培尔•金特》（1874～1875），社会悲剧《玩偶之家》（1879）、《群鬼》（1881）、《人民公敌》（1882）、《海达•加布勒》（1890）；象征性剧作《野鸭》（1884）、《当我们死而复醒时》（1899）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