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十四日，光绪皇帝写了一道密诏交杨锐带给康有为等人。

　　密诏言道：“近来朕仰窥皇太后圣意，不愿将旧法尽变，并不欲将此辈老謬昏庸之大臣罢黜而登用通达英勇之人，令其议政，以为恐失人心。

　　“虽经朕屡次降旨整饬，而并且有随时几谏之事，但圣意坚定，终恐无济于事。即如十九日之朱谕。（将礼部六堂官革职之谕），皇太后已以为过重，故不得不徐图之。此近来之实在为难之情形也。朕亦岂不知中国积弱不振，至于阽危，皆由此辈所误；但必欲朕一旦痛切降旨，将旧法尽变，而尽黜此辈昏庸之人，则朕之权力实有未足。

　　“果使如此，则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它！今朕问汝：可有何良策，俾旧法可以全变，将老谬昏庸之大臣尽行罢黜，而登进通达英勇之人，令其议政，使中国转危为安，化弱为强，而又不致有拂圣意？尔等与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及诸同志等妥速筹商，密缮封奏，由军机大臣代递，候朕熟思审度，再行办理。”

　　但是，光绪皇帝的这份密诏竟被杨锐搁置起来，未及时送出。当然，就算是火速送出也于事无补。

　　也就是这一天，袁世凯带着随员来到北京，住进法华寺。

　　他深知，不掌握真实的情况，就不可能做出正确的判断。所以，住下来的第一件事，是听取徐世昌探听到的详细情况。

　　十六日，光绪皇帝在颐和园召见了袁世凯，询问军事甚详。

　　袁世凯一一恭答。

　　光绪皇帝突然发问：“苟付汝以统领军队之任，能矢忠于朕否？”

　　作为一个臣子，谁敢当面说不忠于皇帝？除非不想要脑袋！

　　袁世凯赶忙诅咒发誓：“臣当竭力以答皇上之恩，一息尚存，必思效忱。”

　　袁世凯退出后，光绪皇帝见他忠诚恳切之色溢于眉宇，认定是可以信任之人。

　　于是谕内阁开去他的直隶按察使缺，以侍郎待补。仍专办练兵事务，所有应办事宜，着“随时俱奏”。

　　袁世凯一不留神又升官了。

　　他是想升官，很想很想，做梦都想。但是，从徐世昌探听到的情况分析，他明显感觉到这次升官升得是太不同寻常了。唯恐给自己带来麻烦，于自己不利。

　　于是，下午急忙去各处拜访，一边解释，一面继续探听消息。

　　他先找礼亲王世铎未遇到。

　　随后去拜见协办大学士、兵部尚书刚毅、户部尚书王文韶、军机大臣、礼部尚书裕禄。从徐世昌那里得知，这些人都是反对维新的人士。

　　对这些人“备述无功受禄，万不可克称”，要上书辞去侍郎职务。

　　户部尚书王文韶说：此乃出自圣恩，“辞也无益，反着痕迹。”

　　其他几个人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

　　袁世凯才打消了请辞的这个念头。

　　但是，舆论已经造出去了，该找的都找了，该说的也都说了，心还是安定了一些。

　　但是，很奇怪的是，袁世凯升为侍郎的事，很快传编了北京城。

　　一个官员从按察使缺升为侍郎待补，多大个事？很显然是改革派想把袁世凯逼到己方的战车上。

　　康有为则拍案叫绝，以为袁世凯必“喜而图报”。

　　利令智昏的他，紧接着做了一件最蠢的事，令毕永年等袁世凯统兵围颐和园时，带人废了西太后。而且不是个别布置，是当着很多人的面。

　　或许他是想为这些人加油打气，为了提振士气。

　　九月十七日早晨，袁世凯入颐和园谢恩。

　　光绪皇帝又予以召见，大力夸赞他练兵练得好，告诉他以后可以和荣禄各办其事。

　　目的是使其摆脱荣禄的控制，今后不再听命于荣禄。

　　有意思的是，袁世凯离开皇帝后立刻去拜访反维新派的主帅亦劻。

　　袁世凯未必不是给自己留后路，但更有可能这个时候还处于摇摆不定中。也可以说是努力在寻找着可进可退，可左可右的平衡点。

　　同日，守旧派御史杨崇仪等人至颐和园封事，请求慈禧太后重新“训政”。

　　光绪皇帝感到大势已去，明发上谕，着康有为迅速前往上海督办官报，毋得延误观望。

　　这是事先约定的暗语，维新派人士读完这道上谕，知道大事不妙，知道有重大变故即将发生。

　　毕永年感觉到了事态的严峻，问康有为：“今必败矣！未知袁（袁世凯）之消息如何。”

　　康有为彷徨无计，越发把赌注押到袁世凯身上。

　　他以为袁世凯的军师徐世昌与自己交情极好，对毕永年说：令谭嗣同、梁启超、徐世昌“往袁（袁世凯）处明言之，成败在此一举”。

　　徐世昌听到这个消息后，马上回到法华寺，与袁世凯密议。

　　他们两个密议了什么？人们不得而知，只是袁世凯马上去拜会维新派的死对头——亦劻和李鸿章。

　　通过进一步摸底，袁世凯已经判断出软弱无力的光绪皇帝和维新派必败无疑，势力强大的西太后一定会取得胜利。

　　再说荣禄掌握着董福祥和聂士成各军数万人，淮军、练军几十营，京內尚有旗兵。十万余众对自己的区区七千人，力量悬殊过甚，绝无胜算。

　　刚回到法华寺，收到段祺瑞派人给他送来急信。信中称董福祥和聂士成各有一万多人移兵小站附近，很明显是在监视他们。

　　也许，在此前他还有些犹豫不决，但此时此刻，何去何从他在內心应该已经做出了决断。

　　同一天，林旭把光绪皇帝十四日写的密诏交给了康有为。

　　康有为当即与梁启超、谭嗣同、康广仁、杨锐等人开会，商量营救光绪皇帝之策。

　　徐世昌也受邀参加了会议。

　　他们讨论来讨论去，始终想不出什么良策。

　　一个个唯有捧诏大哭，是想用痛哭打动徐世昌。

　　他们都知道徐世昌与袁世凯的关系，和对袁世凯有怎样的影响力。

　　而徐世昌也同样地大哭。

　　毫无疑问，他至少是维新派的同情者。但是，他身不由己，没得选择。因为他知道人必须识时务，更知道自己是干什么来了，自己是干什么的。

　　他的哭未必是装给这些人看的。很有可能真的是在为光绪皇帝，和身边这些仁人志士而难过。因为对于最后的结果，他比这些人谁都有数。

　　在无路可走的条件下，大家最终的议定是：委托谭嗣同前去袁世凯住处，说服他“勤王”。率领他的新办陆军，扶助光绪皇帝“登午门而杀荣禄，除旧党”。

　　谭嗣同本来是不同意用袁世凯的，因为他一直认为袁世凯不可靠。

　　与康有为为此争论了多次。而康有为必用此人，他也无可奈何。

　　何况，要挽救时局，这个时候也没有别的办法可想。只能是想尽办法激发起袁世凯的义愤，促其站在帝党一边，以救燃眉之急。

　　梁启超也同意用袁世凯。

　　林旭持不同意见，认为袁世凯过于奸诈多端，不可依赖信任，即使事情成功，将来也难以控制。

　　因此作一首小诗代简送谭嗣同。

　　诗曰：“伏蒲泣血知何用，慷慨何曾报主恩？愿为公歌千里草，本初健者莫轻言。（千里草是个董字，本初是袁绍的字，这里指袁世凯）”

　　他是告诫谭嗣同，不要轻率用袁世凯，而应当用董福祥。

　　但是，此时此刻，事情十万火急，不容再拖延迟疑，谭嗣同只有冒险一试了。

　　当晚，徐世昌回到法华寺，将康有为等人商议的结果和谭嗣同欲前来的事情，告诉了袁世凯。

　　两个人进一步密商了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