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9月7日，胡适被推举为中央研究院第一届评议会评议员。

　　10月26日，中基会第九次常会在上海举行，胡适提议修正中基会章则案获得通过。

　　10月，日本阴谋策划华北五省自治,11月17日，胡适作《用统一的力量守卫国家》一文。

　　11月19日，宋哲元在北平招待教育界人士，报告日本人策划“华北自治”的阴谋，胡适与傅斯年都慷慨陈词，坚决反对“冀、察特殊化”。

　　11月24日夜，胡适作《华北问题》一文。

　　为了反对日本侵略者策动亲日派汉奸搞所谓“华北自治”的阴谋活动，1935年12月9日，北平各大中学校的爱国青年学生，举行了轰轰烈烈的爱国示威游行。

　　队伍在天安门集齐，经新华门，绕什刹海，到王府井大街，秩序很严整，沿途高呼“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反对华北自治”和“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迎着凛冽的寒风，为中华民族的生存而呼号。沿途遭遇到的却是“上了刺刀的步枪，大刀，横冲直撞的摩托警车，落地即成冰的自来水激射”。有的学生受伤，有的被捕。第二天，全市学生总罢课，接着全国各地学生也举行爱国示威游行，这便是著名的“一二九”运动。

　　胡适对学生运动，有他自己的看法。

　　1920年5月4日，五四运动一周年纪念，胡适和蒋梦麟联名在《晨报副刊》上发表《我们对于学生的希望》，他们认为：在变态的社会国家里，政治太卑劣腐败了，国民又没有正式的纠正机关（如代表民意的国会之类），那时候干预政治的运动，一定是从青年的学生界发生的。他们举了古今中外的例子，说，“汉末的太学生，宋代的太学生，明末的结社，戊戌政变以前的公车上书，辛亥以前的留学生革命党，俄国从前的革命党，德国革命前的学生运动，印度和朝鲜现在的独立运动，中国去年的‘五四’运动与‘六三’运动，都是同一个道理，都是有发生的理由的。”

　　1922年10月21日，胡适在北京大学作了关于《学生与社会》的演讲。其中说：“不过在文明的国家，学生与社会的特殊关系，当不大显明，而学生所负的责任，也不大很重。惟有在文明程度很低的国家，如像现在的中国，学生与社会的关系特深，所负的改良的责任也特重。”他说因为中过受过教育的人少之又少，所负的改良的责任，则当更加重大。

　　1928年5月4日在光华大学，胡适在纪念“五四”演讲中称：“‘五四’运动也可证明历史上的一个公式，就是在变态的社会国家里，政府腐败，没有代表民意的机关，干涉政治的责任，一定落在少年的身上。譬如宋朝太学生，明朝东林党，都是在变态的国家里干涉过政治。一八四八年的全欧洲的革命，法国俄国的革命，也是学生闹起来的。常态的国家就不然了。英国美国的学生从来不干政治，就是因为他们国家的政治上了轨道，用不着他们来干涉。要想避免学生干政，就得要“智识高深、体力强健、经验丰富的中年出来把政治干好”，使政治早日上轨道，否则禁止学生干政是不可避免的。

　　1932年，胡适在《论学.潮》中又提到，“凡能掀动全国的学.潮，都起于外交或政治问题。这是古今中外人同的现象：凡一国的政治没有上轨道，没有和平改换政权的制度，又没有合法的代表民意的机关，那么，鼓动政治改革的责任总落在青年智识分子的肩膀上。”

　　“在变态的社会国家里，政治太腐败了，国民又没有正式的纠正机关（如代表民意的国会之类），那时候，干预政治的运动一定是从青年的学生界发生的。”

　　胡适通过中国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和外国现状的对比，得出这么一个结论。他一生中屡次表达过这样的观点。

　　为什么是青年学生呢，他说这个道理很简单：“中年老年的人，壮气早消磨了，世故深了，又往往有身家之累，所以都容易采取明哲保身的态度，不肯轻易参加各种带有危险性的政治活动。只有少年学生的感情是容易冲动的，胆子是大的；他们没有家室之累，理智也不曾完全压倒情绪，所以他们一受了义愤的鼓动，往往能冒大险，做出大牺牲，不肯瞻前顾后，也不能迟徊犹豫。……因为青年人容易受刺激，又没有家眷儿女的顾虑，敢于跟着个人的信仰去冒险奋斗，所以他们的政治活动往往是由于很纯洁的冲动，至少我们可以说是由于很自然的冲动。”

　　近代中国，正是胡适所说的那种内忧外患、王纲解纽、军阀割据的变态社会。因此，胡适上是同情、理解学生运动的。他说，“许多学生都是不愿意牺牲求学的时间的；只因为临时发生的问题太大了，刺激太强烈了，爱国的感情一时迸发，所以什么都顾不得了：功课也不顾了，秩序也不顾了，辛苦也不顾了。”

　　然而，他又很反对知识分子“心有旁鹜，荒置学业，动不动就心动过速，血压升高，痛哭流涕，请愿游行”。他主张知识分子应当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稍安勿动，镇静向学”。

　　1920年纪念五四一周年时，胡适就说过，“单靠用罢课作武器，是最不经济的方法，是下下策。”192年在一次讲话中，胡适也曾说过，“这几年的经验给我们的教训是：一切武器都可用；只有罢课一件武器，无损于敌人而大有害于自己，是最无用的。”

　　对于学子，胡适的基本主张是“安心向学”。退一步讲，“倘实在忍不住了，也不要罢课、游行、请愿此类‘合群的爱国’的事情，而应“用个人运动代群众运动”。

　　1920年，10月11日，胡适在北大开学的演讲中说道：“学生宜有决心，以后不可再罢课了。今年事变无穷，失望之事即在目前，我们应该决心求学；天塌下来，我们还是要求学。如果实在忍不住，尽可个人行动；手枪，炸弹，秘密组织，公开行动，都可以。但不可再罢课。”

　　1923年，蔡元培因政治清明无望愤而辞职后，胡适用个人行动表示了坚决的支持。但是，他说：“北京教育界中的人，自然有许多对于蔡先生抗议的精神极端表示同情的；但同情的表示尽可以采取个人行动的方式，不必牵动学校。如有赞成他的不合作主义的，尽可以自行抗议而去。如有嫌他太消极的，尽可以进一步作积极的准备；个人行动也好，秘密结合也好，公开鼓吹也好，但都不必牵动学校。”

　　他认为集体行动会给学生“养成倚赖群众的恶心理”，“个人自己不肯牺牲，不敢做事，却要全体罢了课来呐喊助威，自己却躲在大众群里跟着呐喊。这种倚赖群众的心理是懦夫的心理。”

　　鲁迅亦对此类“合群的爱国”有过不留情面的论述，他说，“大凡聚众滋事时，多具这种心理，也就是他们的心理。他们举动，看似猛烈，其实却很卑怯。”

　　鲁迅也认为学生运动实属无益。“比年以来，国内不靖，影响及于学界，纷扰已经一年。世之守旧者，以为此事实为乱源；而维新者则又赞扬甚至。全国学生，或被称为祸萌，或被誉为志士；然由仆观之，则于中国实无何种影响，仅是一时之现象而已；谓之志士固过誉，谓之乱萌，亦甚冤也。”

　　罢课证明无益无用，学习方是正事正业，这是胡适的主要观点。那么，在时事危急之时，胡适开出“镇静主义”的药方。

　　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全国学校罢课后，胡适给那些受不住外面刺激的学生讲了歌德的故事。

　　德国文学家歌德（Goethe）在他的年谱里曾说：“他每遇着国家政治上有大纷扰的时候，他便用心去研究一种绝不关系时局的学问，使他的心思不致受外界的扰乱。所以，拿破仑的兵威逼迫德国最厉害的时期里，葛德天天用功研究中国的文物。又当利俾瑟之战的那一天，歌德正关着门，做他的名著Ess.e.x的‘尾声’。”

　　他屡屡给人家讲歌德的故事，但效果至少在一个德国学人身上得以实现。1942年，一个叫ZuLoew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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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P.勒文施泰因）的德国学者痛心于中国所受战祸，遂写信给胡适要来中国投军为中国而战。胡适复信给他，给他又讲了他的本国文豪歌德的故事。

　　“我回他一信，请他想想Goethe［歌德］自记他每遇到政治上最不愉快的情形，他总勉强从事于离本题最远的学术工作，以收敛心思。故当拿破化战氛最恶之时，歌德每日从事于研究中国文字。又其著名剧Ess.e.x［《埃塞克斯》］的‘尾声’（Epilogue）乃作于来勃西之战之日。”

　　大约二十多年后，1961年11月23日，胡适得到一位德国著名的历史学家的求见，而此人即是胡适曾复信劝其稍安勿躁的H.P.勒文施泰因。

　　对于“一二九”运动，胡适态度鲜明的给予了肯定。12月15日，他在《大公报?星期论文》发表一篇《向学生运动进一言》的文章。指出：12月9日北平各校的学生大请愿游行，“是多年沉寂的北方青年界一件最可喜的事”。“我们中年人尚且忍不住了，何况这些血气方刚的男女青年!……人数不算多，队伍不算整齐，但我们望见他们，真不禁有‘空谷足音’之感了。”说那天的学生运动，“是天下皆知的壮举”，也肯定这次运动反对华北“自治”的傀儡丑戏的功绩。

　　同时也指出：“但是九日以后，各校学生忽然络续有罢课的举动，这是我们认为很不幸的。罢课是最无益的举动，……不但不能引起同情，还可以招致社会的轻视与厌恶。”“我们爱护青年运动的人，不忍不向他们说几句忠告的话。第一，青年学生应该认清他们的目标。在这个变态政治之下，赤手空拳的学生运动只能有一个目标，就是用抗议的喊声来监督或纠正政府的措施。他们的喊声是舆论，是民意的一种表现。……一切超过这种抗议作用(舆论作用)的直接行动，都不是学生集团运动的目标。第二，青年学生应该认清他们的力量。他们的力量在于组织，而组织必须建筑在法治精神的基础之上。第三，青年学生应该认清他们的方法。他们都在受教育的时代，所以一切学生活动都应该含有教育自己训练自己的功用。…第四，青年学生要认清他们的时代。”

　　12月22日夜，胡适又作《再论学生运动》一文，文章说：“关于北平学生两次游行的事，我们不能不认为当局的处置是错误的……关于北平学生继续罢课，我们希望他们平心考虑北平各大学校长第二次劝告同学的话。”希望学生们“即日复课”，“请求学校当局取消本学年的年假和寒假，以供补课及考试之用”。也就是说，胡适一直坚持自己的主张，可以抗议示威，但罢课是无益的。

　　为此他为北大的复课积极努力，他甚至还亲手撕掉北大学生贴在一院号召罢课的通告。

　　2月31日，北大学生在三院召开全体会议，胡适建议学生举手表决是否1月4日放假，是否复课。结果学生多数表决不放假，1月4日复课。

　　但是到了1936年1月4日北大复课那天，学生纠察队反对上课。由于周秉琳、蒋梦麟等的劝说，当日上午有十三个班上课，下午有五个班上课。当日校务会议决议无论他校复课情形如何，北大继续上课，照常点名。

　　1月6日，学生开大会，表决“继续罢课，不达目的不止”。

　　1月7日，北大召开行政会议，鉴于当天上课人数太少，决定8日放假，并决定2月1日开学，6日上课。至此，胡适与蒋梦麟等人关于复课的努力宣告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