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冯国璋的电报，袁世凯不能没有态度。凭袁世凯的精明，怎能看不出冯的电文所指，但他宁愿装糊涂，顾左右而言道：

　　“铣电悉。该上将军忧心大局，切实陈词，披览再三，莫名嘉佩。集权之争，采自东邻，法律专家，言之成理。顷以施行未善，利少害多，诚有如该上将军所言者。琴瑟不调，则改弦更张，自当别订政治保邦之计。该上将军如有办法，尚望详细指陈以备采用，……现在停战期内，亟应早日解决，息事宁人。该上将军谋国真诚，务望会商各省，迅筹调停之法。至于引咎已往，补过将来，予虽不德，敢忘忠告！”

　　到四月二十六日，冯国璋不再含混其词了，发电徐世昌、王世珍、段祺瑞“三元老”：

　　“元首统驭民国，四年于兹，咸以保邦制治望之一人。乃帝制发生，未及数月，一时舆论大变，实缘威信已坠，人心已涣，纵挟万钧之力，难为驷马之追。国璋对元首具有特别感情，特以耿直性成，未能随时俯仰，他人四其谗构，不免浸润日深，遂致因间生疏，因疑生忌，倚若心腹，而密勿不尽与闻，责以事功，而举动复多牵掣。减其军费，削其实权，各省兵力四分，统系不一，沪上一隅，复与中央直接。……近政.府电知川省协议和解条件，与国璋用意略同，方且担任调人，冀回劫运。

　　“惟报载陈将军所致中央一电，声明蔡锷提出条件后，滇、黔对于第一条未能满意，而此间接到处转陈电，似将首段删节。值此事机危迫，犹不肯相见以诚，调人暗于内容，将从何处着手？……大总统本一代英杰，于举国大势谅已洞烛靡遗。顷者段将军离奉入京（被逐也），未见明令，倪将军调防湘省，湘又拒绝。……至财政之困窘，军心之懈怠，上交之困难，物议之沸腾，事实昭然，无可讳饰。……察时度理，毋宁敝屣尊荣，亟筹自全之策。……苟长此迁延，各省动摇，寝至交通断绝，国璋纵不忘旧谊，独以拥护中央相号召，亦恐应者无人，则大总统孤立寡援，来日殊不堪设想。……诸公谊属故人，近参机要，请以国璋电文上陈省览。”

　　袁最怕看这一类的电报，他认为自己人的电报比蔡锷、唐继尧的电报更可怕。

　　由于冯国璋带了头，大家的胆子也就大了起来，各省大佬劝退电一个接一个。很快的竟成了一种潮流，一种趋势，搞得有人生怕落人之后。有意思的是，劝退最力的往往是那些此前吁恳速正大位刻不容缓的人。

　　袁世凯虽惶惶不可终日，但心里清楚，这其中的关键之人是冯国璋，于是，派阮忠枢南下做冯国璋的工作。

　　另一方面，袁世凯看到在内内外外，黎元洪的威信越来越高，又打起了黎的主意。

　　这一天，袁把公府顾问张国淦找到来，对他说：“我打算让位给宋卿（黎元洪），但是宋卿不懂公事。请你向他说，请他到府里来和我一同办公，让他的公事摸熟了，我就放心退位了。”

　　张想了下说：“总统与副总统之间，平日是哪位传话？”

　　袁回答说：“杨五（杨士琦）。”

　　张推脱说：“那么还是请杏丞传话的好。”

　　张国淦，湖北蒲圻人，幼年随父居安徽，一九零二年中举人，一九零四年考取内阁中书。一九零六年任宪政编查馆馆员，次年任黑龙江省抚院秘书官、调查局总办、财政局会办等职。武昌首义前，调北京任内阁统计局副局长。后以“参议”随唐绍仪参加南北议和，得袁世凯看重。一九一二年四月起历任国.务.院铨叙局局长、国.务.院秘书长，后历任总统府秘书长、内务次长、教育总长。

　　他也是位学者，代表作《历代石经考》、《俄罗斯东渐史略》等书。

　　因张国淦是湖北人，袁世凯是想利用他以同乡人资格探听黎元洪的口气。张既不肯去，袁也不能勉强。

　　想听听张对时局的看法，于是就有了以下的对话：

　　“近日外间舆论如何？”袁世凯问。

　　张答：“都在讨论退位的问题。”

　　袁问：“你看，退位好不退位好？”

　　张答：“要从三方面分析一下：外交、军事和舆论。”

　　袁说：“什么舆论？我看中国就没有这件东西。外交我很有把握（哪有什么把握，明显是在说大话）。三者的重心是军事。你看，蔡松坡打得倒我吗？”

　　张答：“时局重心，在东南而非西南。”

　　袁问：“什么，你说华甫（冯国璋）吗？”

　　张答：“华甫做了总统几十年的部下，知道他的莫如总统。我是局外人，不敢妄置一词。”

　　袁问：“你以为华甫左袒则左胜，右袒则右胜吗？”

　　张答：“左右袒倒不怕，独怕他不左不右耳！”

　　袁显然明白账的话意是：以第三者自居，处于敌友之间最难应付。

　　见袁沉默不语，张接着说：“我想有八个字贡献总统：——急流勇退，实至名归。”

　　袁不置可否地哼了一声。

　　等到张往出走时，袁又唤他转来，说：“你去和菊人一谈。”

　　张的兄弟国溶是徐世昌的得意门生，他随即到了徐宅。

　　徐世昌刚刚驾好了车，对他说：“请你宽坐一会儿。我应公府的电召，马上就回。”

　　徐果然从袁世凯哪儿很快就回，对一直等他的张说：“你刚才向他（指袁世凯）所说：‘不左不右’的一句话，他倒听得颇入耳。因此他叫我去，问计于我，我胡乱地答以‘派人疏通一下’，他说已经叫斗瞻（阮忠枢）去了。”

　　当四川方面停战后，袁世凯就散播一个谣言：“蔡锷已承认元首仍居大总统之地位。”

　　他所以这样做，是想告诉自己的北洋部下，护国军方面都不要求自己退位，内部人有什么理由这样做？他派阮忠枢到南京访冯，最主要的用意是，要冯联络未独立各省军民长官发出一个拥袁仍居总统之位的联名电，借以表示北洋系是团结的，是拥戴他的。

　　冯国璋不傻，当然能看穿袁世凯的用心。但他很鬼，不说破，也不拒绝，而是提出：目前正和护国军停战谈和，不能制造过份紧张的空气使局面恶化。他主张最好先作内部的协调，联合未独立各省的军政首长，在南京举行会议，取得本身意见和步调的一致，才能有发言权。

　　冯这个意见袁当然同意，其实这件事冯国璋早有筹谋，正好现在有了机会。

　　他要利用这个机会浑水摸鱼，由北洋系的实力派借此而达成真正的北洋领袖地位。他甚至想仿照辛亥革命各省代表在南京组织临时参议院的办法，选出临时总统，然后召集国会，产生正式总统。

　　而他冯国璋以东道主和盟主资格，被推为临时总统是有可能的。

　　如果再提出惩办洪宪祸首和大赦党人等条件，就可以安抚护国军和国民党。

　　在冯的盘算中，除了他本人在北洋系的地位，还有个很大优势，就是他和梁启超、陆荣廷的良好关系。

　　以超然的第三者自居，一方面拿护国军压袁，一方面拿袁和北洋军来压护国军。在鹬蚌相争中，他这个“渔人”得利。和袁世凯当初居于清廷和革命党之间的所作所为如出一辙。

　　他相信护国军方面会争取他来倒袁，如果他真被推为临时大总统，袁岂不是“不推自倒”了。在护国军来说，也不必再流血就可以达到反袁胜利的目的。

　　冯国璋的如意算盘打得很不错，可是，他有些高估了自己。当初袁世凯可以做到这一点，有二个条件，其一是他能够掌控北洋军，其二是在清廷中的一人之下，众人之上的地位。而这时候的冯国璋，这两条一条都不具备。

　　冯国璋根据这个假想，就打电报请张勋、倪嗣冲二人提出解决时局的具体办法，以便作为三人的联合意见向准备召集的南京会议提出。

　　不料张勋目的完全和冯不同，张勋一心想着复辟，推戴逊清废帝宣统。张认为在复辟条件尚未成熟以前，不妨仍以袁过渡。

　　二次革命后张勋进占南京，袁世凯却借故迫他去徐州，张勋对袁是有怨恨的。但是，近来阮忠枢先后三次到徐州，传袁世凯的话许了他很多好处，还让他督理安徽军务，使得他对袁的怨恨化解了很多。

　　张勋并没看好冯国璋，和袁世凯相比，他觉得维持袁比捧冯对自己更有利。他的解释是自袁承认帝位以来，总统地位业已丧失，今后的总统既不能由国会产生，就只能根据清朝皇帝赋予袁以组织共和政.府的主权命令，把这道命令的有效时间延长到现在，袁做总统才是合法的，和名正言顺的。

　　张勋这个主张，是一套移花接木的手法，因为逊清的命令既然有效，则废帝的帝位也随时可以复活。

　　关于召集国会问题，张本心是彻底反对的，冯提议召集国会，他在上面加了慎选议员四字，表示有限度地召集。冯提议惩办祸首他改为惩办奸人，这个奸人两字意义很模糊，既可解释为洪宪祸首，又可能是国民党人，或是所谓的南方“暴徒”（指护国起义人士）。”

　　冯国璋知道他和张勋的意见如果不能沟通和协调，是什么事都办不成的，冯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同张勋妥协，接受张的意见。虽然，两个人的想法相差十万八千里。

　　四月十八日冯国璋和张勋联名提出时局解决方案八条：

　　一、遵照清室赋予“组织共和政.府全权”原旨，承认项城仍居大总统之地位；

　　二、慎选议员，重开国会：

　　三、惩办奸人；

　　四、各省军队须依全国军队按次编定番号，并采取征兵制；

　　五、明定宪法，宪法未定前，仍遵守民国元年《临时约法》；

　　六、民国四年冬以前之各省将军、巡按使照旧供职；

　　七、川、湘前敌各军一律撤回；

　　八、大赦党人。

　　这种含糊其词的东西，既不能满足张勋的要求。也不能满足冯国璋自己的要求，更不可能满足其他方面的诉求。因此这八条一出笼，就理所当然的招致了各方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