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站派可不管电令还是总统命令，冯国璋的电令发表后，曹锟和张怀芝立刻要求发给南征军费二百万元。

　　各省军阀也在对南用兵的大旗下下纷纷催索军饷，截留税收，招兵买马，以扩大自己的实力。

　　冯国璋对主战派只能是步步退让。

　　民国六年十二月十八日，冯国璋特派段祺瑞为参战（欧战）督办，派段芝贵任为陆军总长。

　　同一天还下一道手令，以后关于参战事务均交参战督办处理，不必呈送府、院。

　　冯的本意是这样就可以和和段划分了势力范围，对外问题交段处理，对内问题由他主持。希望彼此各行其是，互不干涉。

　　段也很乐意做这个参战督办，因为他深知督军团是一种利害结合，张勋复辟前车可鉴。如果他自己无可用之兵，则一切是空的。

　　做了参战督办，就可以利用日本军械和借款，暗中建立自己的军队。

　　段祺瑞就任参战督办后，督办公署正式成立。以靳云鹏为参谋处处长，张志潭为机要处处长，罗开榜为军备处处长，陈箓为外事处处长，卫兴武为副官处处长。

　　不知是是小徐出的主意还是段祺瑞自己想到的妙策：督办公署聘政.府各部总长为参赞，次长为参议。于是，这个督办公署成了内阁以外的另一政.府，

　　事实上段对出兵国外作战并无兴趣，而是想利用出兵之名，编练一支可以由他自己控制的参战军。就如当年袁世凯在洪宪时期，编练模范军一样。

　　冯国璋本意是要把段祺瑞的权力限制在对外问题上，结果适得其反。

　　参战督办并不隶属内阁，他的一切决定可以直接发交有关各部办理。对内可以发号施令调动军队，对外可以凭借这个机构直接取得外援。糊里糊涂中军政大权反而因此而落在段祺瑞手中。加之王士珍的无为，结果自这个参战督办公署成立后，内阁倒有些名存实亡了。

　　这样一来，冯想剥夺段的权力，和逐段下台的一切努力都化为了乌有。

　　有说直系和桂系之间曾有秘密约定：即直系在北方推翻段内阁、取消临时参议院；桂系则在南方推翻护法的军政.府、取消非常国会。然后南北统一召集新国会，推举冯国璋为大总统。冯国璋和黎元洪都干的是袁世凯的任期，已经快到届了。

　　在段内阁垮台后，天津会议后让主战派成为主导，直系并不能掌握北方的局势。这使得桂系，不能不对取消广州的护法军政.府和非常国会的行动，不敢擅行。

　　主战派威胁叫嚣要他对南方下讨伐令，而桂系则催促他下停战令。冯国璋在两难中想出一条出路，他密令李纯电劝陆荣廷取消两广自主。

　　两广取消了自主，主战派便师出无名，这样就可以实现南北休战。

　　桂系鉴于段内阁名倒而实不倒，主战派势大，坚持北京政.府先下停战令，然后召开南北和谈以达成南北统一。

　　陆荣廷向李纯表示：只要北军退出岳州，桂军也可以从湖南撤退回粤。

　　冯国璋为了表示对桂系的让步，十二月二十一日，冯下令任命李静诚为广西省长。李静诚是广西督署的参谋长，任命李静诚为广西省长是陆荣廷的意见，这是冯对桂系作出的姿态。

　　李静诚则随后向北京政.府保荐张德润为政务厅长，这表示桂系已经事实上取消自主了。

　　李静诚（1867-1944）广西武鸣人，壮族。清末贡生。多次乡试落第后改学刑名，进身仕途，先后在府、厅、州、县衙门充当幕僚，掌管刑名、钱粮、文案十余年。

　　清宣统三年（1911）五月，随龙济光到广东陆路提督衙门供职。

　　辛亥革命后回广西追随陆荣廷，历任南宁军政.府副秘书，龙州、梧州中关统税局长，广西都督府秘书、广西陆军第二师少将参谋长、广西督军署中将参谋长、广东督军署顾问，广西省长公署财政厅厅长等职。曾积极参与讨袁护国运动。

　　桂系不但先下了停战令，还间接表示了不继续作战。“联帅”谭浩明在答复汉口和南昌两个商会的电报中特别强调和声明，南军决不侵犯湖北和江西。

　　直系的湖北督军王占元为了配合桂系的行动，也请求北京政.府准其调回第二师，以新开到岳州的第十一师师长李奎元接任岳州城防司令；这些都表示直、桂两系的合作关系正在积极加强。

　　继派出两路讨南的司令的电令后，冯国璋曾发出一电：“前因湘事失败，欲利用停战之名，腾出时间以筹军备。”并以大元帅名义电令各军分途出发，表明他也是个主战派。但十二月二十六日冯又忽然下了停战布告。

　　一方面向桂系表示接受了他们请下停战令的要求；另一方面又向北方主战派解释停战布告与停战令有区别，停战布告不是正式文告，随时可以改变。

　　他把“停战布告”说成是“武装和平”，如果南方不听话便仍然进行讨南军事。

　　桂系对冯国璋的停战布告感到满意，陆荣廷建议推岑春煊为南方议和总代表，希望北方也推出议和代表来以便举行南北和议。

　　北方主战派反对南北和议，坚持对南方动武。为了向冯国璋施加压力，皖系政客们放出一个风来，说如果冯坚持不下讨伐令，皖系即以非常手段对付冯。不待新国会成立，即由临时参议院通过议案，迎接黎元洪复任大总统。

　　这个威胁相当有效，冯国璋绞尽脑汁想出一个敷衍之法，试图把南方的“全面讨伐”压缩为“局部讨伐”，把主战派对南方讨伐导向荆、襄一隅之地。

　　在冯看来：荆、襄自主军本不属于西南方面，而是地方上的抗命部队；北军进攻荆、襄只是剿匪行为而不是对南用兵，这一来对南方也好交代。

　　怕引起桂系误会，冯国璋通过陈光远向桂系解释，荆、襄问题是湖北内部问题。又通过王士珍对岑春煊解释：“局部讨伐令决不会影响南北的和局。”

　　他拍电给岑春煊，邀请岑到北京磋商南北和平问题，作为复陆荣廷请岑春煊为南方议和总代表的电报的答复。

　　民国七年年一月十三日，徐树铮鼓动倪嗣冲出面策动，主战的十六省区的军阀联名通电，反对“局部讨伐”，坚持全面讨伐。倪嗣冲、张怀芝、张敬尧联名提出罢免李纯。

　　李纯成为段系攻击冯系的替罪羊，皖系把全部怒火都发在他的身上。

　　不堪重负的李纯，一连发出三个电报请求辞职。

　　他在最后一次电报中愤慨地说：“反复矛盾之所为，君子所耻；而进退出处之际，古人所难。二者不可得兼，则宁牺牲其所难，而决不容忍迁就以忘其所耻。既知任重力微，即当洁身远行。并非避嫌负气，不过行其所安。”

　　针对天津的十六位主战派通电，西南方面在一月十四日由唐继尧，程璧光、伍廷芳、谭浩明、刘显世、莫荣新、李烈钧、程潜、黎天才、陈炯明、石星川、熊克武十二人联名发出通电。

　　对北京政.府在发布停战布告后又派出两路征南军司令，参陆办公处发出进攻荆、襄的电令，以及起用大段、小段，利用刘存厚扰乱四川，利用龙济光扰乱广东的种种挑衅行为，提出了严厉质问。

　　陆荣廷在这电报中不曾列名。这表明，不但冯国璋主导不了北方的局势，陆荣廷也主导不了南方的局势。

　　冯国璋挖空心思想出“局部讨伐”之法，想大事化小，避重就轻，以为既可以满足主战派的要求，又让西南方面不受到进攻。没想到与他的愿望相反，是既不能取得西南方面的理解，又不能满足北方主战派的要求。

　　主战派坚持必须以总统名义正式发布对西南的讨伐令，不然他们就不管有没有令都要讨伐。并且宣布与北京政.府脱离关系。

　　冯国璋身边，王士珍一不愿战，又不敢和，新任陆军总长段芝贵则不停地在国务会议上催促下讨伐令。

　　正在这时，北京内外盛传徐树铮正部署要召奉军入关，发动政变。

　　这使冯国璋面临这样的抉择，或是顺从主战派的意见，下讨伐令；或是放弃总统。

　　万般无奈之下，冯国璋一连下了六道命令，对南方大兴讨伐之师。

　　第一道命令：“查湖北襄郧镇守使兼陆军第九师师长黎天才，暨湖北陆军第一师师长石星川，分膺重寄，久领师干，宜如何激发忠诚，服从命令，乃石星川于上年十二月宣布独立，黎天才自称靖国联军总司令，相继宣告自主，迭次抗拒国军，勾结土匪，攻陷城镇，并经各路派出军队，奋力痛剿，将荆、襄一带地方，次第克复，而该两逆甘心叛国，扰害闾阎，实属罪无可逭。黎天才、石星川，所有官职勋位勋章，应即一并褫夺，仍着各路派出军队，严密追缉，务获惩办，以肃军纪而彰国法！此令。”

　　第二道命令：“谭浩明等，拥众恣横，甘为戎首，前已有令声罪致讨。谭浩明以现任督军，不思绥辑封圻，恪尽军寄之责，乃竟自称联军总司令，率领所部，侵扰临疆，若再滥厕军职，何以申明纪律，警戒来兹？署广西督军陆军中将谭浩明，着即褫夺官职暨勋位勋章，由前路总司令一体拿办。其他附乱军官，并着陆军部查明惩处，以彰国法而警效尤！此令。”

　　第三道命令：“前因湖南督军傅良佐，代理省长周肇祥，擅离职守，曾令免职查办。两月以来，荆、襄叛变，岳州失守，士卒伤亡之众，人民流离之惨，深怆予怀。追论前愆，该前督等实难辞失律偾事之咎。傅良佐一案，着即组织军法会审，严行审办。周肇祥职司守土，遇变轻逃，并着交文官高等惩戒委员会依法惩戒，以肃纲纪而儆方来！此令。”

　　第四道命令：“陆军第八师师长王汝贤，前令以总司令代行湘督职权，督同第二十师师长范国璋保守长沙，立功自赎，乃竟相继挫败，省垣不守。此次岳州防务，范国璋所部，又复先行溃退，总司令王金镜，身任军寄，调度乖方，以致岳城失陷，均属咎有应得。王汝贤、范国璋，均着褫夺军官勋位勋章，交曹锟严行察看，留营效力赎罪。王金镜着褫夺勋位勋章，撤销上将衔总司令，以示惩儆！此令。”

　　第五道命令：“江西督军陈光远，于湖南战役，叠有电令进援，乃该督军托故延缓，致误湘局，殊难辞咎。陈光远着褫上将衔陆军中将，仍留督军本职，俾其奋勉图功，以策后效！此令。”

　　第六道命令：“……迨前湖南督军傅良佐弃职轻逃，前援湘总司令王汝贤，副司令范国璋，接踵溃退，长江陷落，大损国威。前国务总理段祺瑞暨各国务员等，以军事失败，政策挠屈，引为己责，先后呈准辞职，国璋于此，正宜申明纪律，激厉戎行，奋一鼓之威，作三军之气，乃因湘有停止进兵之电，粤有取消自主之言，信让步为输诚，认甘言为悔祸。方谓干戈浩劫，犹可万一挽回，固料其非尽真诚，而终思要一信义，于是布告息争，以冀共维大局。孰意谭浩明等反复恣肆，攻破岳州，今则攘夺权利之私，实已昭然若揭，不得不大张挞伐，一翦凶残。然苦我商民，劳我师旅，追溯既往，咎果谁归？傅良佐等偾事失机，固各有应得之罪，而举措之柄，操之中央，循省藐躬，殊多惭德。兵先论将，往哲有言，泛驾之材，讵可轻驭。

　　“国璋不审傅良佐等之躁率，而轻用人，是无知人之明也。叛军幸胜，反议弭兵，内讧终凶，言之成理。国璋欲慰大多数人之希望而径许之，是无料事之智也。思拯生灵于涂炭，而结果乃重扰闾阎，思措大局于安全，而现状乃愈趋棼乱。委曲迁就，事与愿违，是国璋之小信未能感孚，而薄德不堪负荷也。耳目争属，责备难宽。既丛罪戾于一身，敢辱高位以速谤？惟摄职本出《约法》，讵容轻卸仔肩？鄂疆再起兵端，尤应勉纾筹策。所望临敌之将领军队，取鉴前车，各行省区域长官，共图后盾，总期大勋用集，我武维扬，俾秩序渐复旧观，苍赤稍苏喘息。国璋即当返我初服，以谢国人。耿耿寸心，愿盟息壤，凡百君子，其敬听之。特此布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