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6月中旬，江冬秀到北京与胡适团聚。胡适在家书中说，让江冬秀早些到北京，主要是想让她受点教育，并且与朋友的女眷往来应酬。当然，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江冬秀可以照顾胡适的生活，帮他招呼来的朋友。

　　虽然江冬秀奉婆婆之命“监督”胡适，不让他熬夜，“像一个蚊虫来缠着我，讨厌得很”，但胡适毕竟生活上有了陪伴和照应，也能享受家庭的温暖。

　　经过一学年的努力，胡适在北大站稳了脚跟，基本完成了《中国哲学史大纲》讲义，担任了一些职务，在国内思想文化界的影响越来越大，家事方面也基本处理妥当，办理了婚事，太太也到了北京，可以说基本上各方面的事情都在按照他的预期发展。

　　归国不到一年，胡适在国内的名气已经非常大了。

　　1918年6月19日，胡适请从上海来的蒋梦麟在中央公园吃晚饭，蒋梦麟带江苏教育总会会长黄炎培一起赴宴。

　　席中胡适与黄炎培攀谈后才知道两家是世交，黄炎培的父亲黄燡林与胡适的父亲当年同在吴大澂幕府，黄燡林对胡传非常敬佩。

　　黄炎培说：“铁花老伯应该有适之兄这样的后人”，这句对胡氏父子都很夸赞的话让爱惜名声的胡适听了很是受用。

　　他在次日给母亲的家书中说：“我在外边，人家只知道我是胡适，没有人知道我是某人的儿子。今次忽闻此语，觉得我还不致玷辱先人的名誉，故心里颇欢喜。”声誉日隆的胡适虽然结婚时曾在拜祭祖先上与母亲有过争执，但内心多少还是有重振家业、光宗耀祖的想法。

　　1918年9月底，北大新的学年开始，胡适主要开设“中国哲学史大纲”、“西洋哲学史大纲”、“伦理学”、“英美近代诗选”等课程，除此之外，胡适还参与校内的许多事务。他在给母亲的信中说：“我今年每礼拜只有十点钟工课，课虽不多，但仍旧是很忙的。因为我喜欢干预这样那样，故事体很多。”10月，他被推举为北大评议部评议员。

　　胡适第一次运用近代西方的科学方法，删去那些神话传说的三皇五帝，直从老子孔子讲起，并尽力找出中国古代哲学家著作思想的一点系统，及中国哲学发展的一些线索。因此，他教的课，发的讲义，都让学生耳目一新。

　　当年北大哲学系三年级学生，现今已是著名哲学史学者的冯友兰老先生，回忆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并评价说：“这对于当时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有扫除障碍，开辟道路的作用。当时我们正陷入毫无边际的经典注疏的大海之中，爬了半年才能望见周公。见了这个手段，觉得面目一新，精神为之一爽。”

　　于是，选修胡适功课的学生渐渐多起来了；北大学生之外，其他大学的学生也多来旁听。后来竟改在第一院的大教室里上课了。

　　教完一年的课，《中国哲学史大纲》的讲义也编印出来了。这是以他的博士论文为基础，加以增改扩充而成。全书共12篇，10余万字。1918年7月，经过整理；8月，蔡元培先生为作序；1919年2月，便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

　　《中国哲学史大纲》，内容涵盖了从中国古代哲学史的开端到古代哲学史的终结。胡适认为中国哲学史萌芽于西周，成型于春秋时期，终结于秦汉时期。本书分为十二篇，由编写中国古代哲学史的意义开始，后探究古代哲学结胎的事情，之后由孔子老子的哲学讲起直到荀子韩非，最后由于秦汉时期怀疑主义、功用主义、一尊主义和迷信的盛行导致中国古代哲学的终结。

　　中国古史因资料缺乏和观念上的原因，不断地堆砌了大量杜撰和编造的内容，真伪难辨。长期以来，人们对三皇五帝的古史体系多深信不疑，且视为信史。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首次对没有可靠材料依据的中国古史的内容采取了拒绝的态度。这部书在叙述古代哲学史的时候破天荒地截断众流，撇开三皇五帝尧舜汤禹的传说，径直从孔子、老子讲起。这种作法，不仅前人没有过，就是同时代的谢无量、陈汉章等人撰写或讲述的哲学史，也都没有摆脱旧有的思想框架。胡适此举产生了极大影响，书出不到两个月即再版，到1922年已出第八版。

　　《中国哲学史大纲》还给当时的中国学术界展示了现代学术的研究方法。胡适在导言中界定了什么是哲学、什么是哲学史，以及研究哲学史的目的等研究哲学史首先应当明确的基本概念。他写道：凡研究人生切要问题，从根本上着想，要寻一个根本的解决，这种学问，叫做哲学。若有人把种种哲学问题的种种研究法和种种解决方法，都依着年代的先后和学派的系统，记叙下来，便成了哲学史。研究哲学史的目的在于明变、求因、评判。

　　胡适以开阔的视野指出了中国哲学在世界哲学史上的地位，进而对中国哲学史的发展作了阶段划分，最后就研究哲学史的史料及史料的审定与整理作了分析。他希望国中学者用这些方法来评判我的书，更希望将来的学者用这些方法来做一部更完备更精确的《中国哲学史》。阐明这一系列学术研究的规范，胡适是第一位，其首倡之功固不可没，并且有些内容直到今天仍然产生着一定的影响。

　　《中国哲学史大纲》所引起的震动，不仅仅是哲学史研究本身，而是中国当时整个的文化思想领域。就史学界而言，这部书除了在使用了证明的、分析的、系统的等研究方法而给予当时的史学研究以极大的影响和启迪之外，更重要的，是在观念上的启蒙作用。人们开始从中认识到，历史学必须建立在有所依凭的、可信的材料的基础上，摒弃杜撰和编造，只有追求历史的真实，才是科学的历史学。因此，后人称《中国哲学史大纲》是具有示范、典型、典范、划时代意义的书，也可以说，这部书使中国史学开始具有了现代史学的基本观念。

　　胡适的这本《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在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方面，甚至在各种专史以至通史的研究方面，都可以说是一部具有开创意义的书，一部划时代的书，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积极成果。

　　蔡元培先生在序文中说：“适之先生生于世传“汉学”的绩溪胡氏，禀有“汉学”的遗传性；虽自幼进新式的学校，还能自修“汉学”，至今不辍；又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兼治文学、哲学，于西洋哲学史是很有心得的。所以编中国古代哲学史的难处，一到先生手里，就比较的容易多了。”

　　蔡先生给胡适这部著作以很高的评价，指出它有四种特长：第一是证明的方法，即是说他的《大纲》用汉学家的方法，考实哲学家生存的时代，遗著的真伪，及所用的辩证的方法，“为后来学者开无数法门”。第二是扼要的手段，即是所谓“截断众流，从老子孔子讲起”。第三是平等的眼光，即摒除正统与非正统的观念，既不是儒非墨，也不是墨非儒，而认为“老子以后的诸子，各有各的长处，各有各的短处，都还他一个本来面目，是很平等的”。第四是系统的方法，即是用发展的观点，系统的方法，研究哲学流派，使其“一一显出变迁的痕迹”，“递次演进的脉络”。

　　不久，在《答林君琴南函》里，蔡先生又说：“胡君家世‘汉学’，其旧作古文虽不多见，然即其所作《中国哲学史大纲》言之，其了解古书之眼光，不让于清代乾嘉学者。”

　　冯友兰先生回忆，胡适的这部《中国哲学史大纲》，在当时看来，还有很特别的一点：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哲学家们的哲学思想，无论有没有新的东西，基本上都是用注释古代经典的形式表达出来，所以都把经典的原文作为正文，用大字顶格写下来。胡适的这部书，把自己的话作为正文，用大字顶格写下来，而把引用古人的话，用小字低一格写下来。这表明，封建时代的著作，是以古人为主。而五四时期的著作是以自己为主。这也是五四时代的革命精神在无意中的流露。”

　　梁启超在一场演讲中评此书：这书自有他的立脚点，他的立脚点很站得住。这书处处表现出著作人的个性，他那敏锐的观察力，致密的组织力，大胆的创造力，都是不废江河万古流的，总说一句，凡关于知识论方面，到处发见石破天惊的伟论，凡关于宇宙观人生观方面，很少有浅薄或谬误。

　　胡适本人自信的说：我自信，治中国哲学史，我是开山的人，这一件事要算是中国一件大幸事。这一部书的功用能使中国哲学史变色。以后无论国内国外研究这一门学科的人都躲不了这一部书的影响。凡不能用这种方法和态度的，我可以断言，休想站得住。

　　《中国哲学史大纲》一出版，便不胫而走，轰动一时，不过两月就再版了。随着这部书的问世，胡适真是“暴得大名”，不仅在北京大学的讲坛上站稳了脚根，而且在中国学术史上也占得了一个位置。

　　年轻的胡适教授，对青年学生的吸引力和影响力，于是也更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