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北京起义，据知情人介绍：具体计划是以二十九日晚十时由革命党鸣炮为号。

　　炮响后，革命党率众即发难于正阳门、崇文门、宣武门诸处。袁世凯则命禁卫军第四标由西直门进攻西华门，同时命其长公子袁克定率兵三千攻取东华门。

　　此前，陈涛、邝摩汉、王振汉、易宣等由武昌、沈阳先后到津。邝摩汉、王振汉很快转赴北京。

　　陈涛，出生年于一八八四年，早年就学，后到湖北沙市，投身清军巡防营，并加入共和会。一九一一年，参加武昌起义，任某部参谋长，率部与清军多次激战。

　　一九一二年一月三日，与王金铭、施从云等在直隶（今河北）发动第二次滦州起义，任前敌指挥使兼军事参谋长。后被清军包围，突围后退守昌黎。在战斗中不幸牺牲。

　　邝摩汉，字振翎，清光绪十年十月十二日生于寻乌县留车乡黄羌村，家境贫寒，但聪明好学，成绩优异。

　　高小毕业，进南昌宪兵学校读书，并输送到日本深造，留学于早稻田大学。在日本加入孙中山领导的中国革命同盟会。

　　清宣统三年（1911）回国，参加武昌起义，后被派到直隶发动起义，失败后投身教育事业，任国立北京政法大学教授。

　　在北京期间，受俄国十月革命影响，接受马克思主义，参加“五•四”运动。民国十一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立足于教育战线，致力于研究和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

　　民国十六年后，先后出任武汉中山大学教授，经济科主任，校务委员会主席，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政治总教官，北京文化大学教务主任，南京文化学院副院长等职。

　　著有《黄埔丛书》、《石溪集》等书。在北京期间，培养在京求学的刘维锷、邝才诚等，引导他们投身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并且倡导创办革命刊物——《寻乌》杂志。

　　民国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在北京任教期间，被人投毒陷害致死，时年四十八岁。

　　其余诸人不详。

　　当晚，革命党人践汪兆铭与袁世凯之约，准时集结于于正阳门、崇文门、宣武门，计划兵分三路进攻天安门、东华门、西华门。

　　十时，准时炮响，而袁世凯所说禁卫军第四标，及其子袁克定率领的三千人只影未见。

　　倒是军警早就布网以待，捕去革命党李汉杰等十余人。高新华、陈雄不愿被俘而自杀。

　　不少人悲愤地说：“袁世凯、汪兆铭果相济为奸，以杀我北京革命同志矣。”

　　这一次很明显是袁世凯对革命党人玩耍的阴谋活动。

　　汪精卫是其同谋还是被蒙骗，就不得而知了。

　　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此事没影响汪精卫和袁世凯的关系。从哪以后，汪精卫仍全心全意的维护着袁世凯。

　　京津保同盟会支部负责“库藏”的女同志杜黄，曾在一次报告中道出了汪精卫地作为。

　　她说：“本支部部长（汪精卫），固主张以政治手段推翻清帝者，彼于同志之活动，军警之联络，枪弹之购置，向不措意。库存手枪、子弹因年代久远，子弹大多不合手枪口径，所以不能用。”

　　支部军务部长吕超和汪精卫也有过争论，吕反对“政治手段”，指出：如果“役于清帝之臣仆”（指袁世凯）接替清帝的军政大权，那就和“父死子传、兄终弟继”无异，根本不是革命。

　　吕超还曾制定京畿革命计划，准备联络近畿各军中他的陆军同学，发动起义，以倾覆袁世凯。

　　由于汪精卫的干预和反对，吕超的京畿革命计划无法实行。

　　武昌首义成功后，北方的革命党人，曾请求湖北方派员指导北方的革命。湖北军政.府对此给予了积极回应，派出胡鄂公等人前往。

　　胡鄂公（1884—1951），原名荣铭，字新三，号南湖，生于南五洲胡家祠堂（原属江陵）一个贫苦农民家庭。

　　少失父母，靠亲戚抚养，并读私塾，常得塾师周济。早年曾参加其兄胡荣珪领导的澧洲、华容、公安的洪门起义，失败后回乡务农。

　　一九零六年入郝穴预备中学堂学习，时逢民主革命运动兴起，他与同学熊德山、宁郭开、钱铁如等二十余人结为辅仁社，任社长，宣传革命。

　　一九零九年考入保定直隶高等农业学校；发起成立保定学生断发会；并组织共和会，在京、津、晋、桂、粤、鄂发展会员。

　　辛亥武昌首义爆发后返鄂，任都督府高等侦探科长、鄂军水陆总指挥，大别山要塞监督等要职。

　　一九一一年十一月中旬，奉黎元洪之命，以鄂军**全权代表身份赴京、津。月底，胡在津成立津军司令部。十二月二日，成立鄂军代表办事处，胡兼任总指挥，又成立北方革命协会，被推为会长。

　　曾策划行刺袁世凯。

　　据胡鄂公在他所著的《辛亥革命北方实录》记载：

　　汪精卫与袁世凯结成政治联盟后，汪曾将革命党在京、津、保的情况全盘提供给袁世凯。

　　袁“投之以李”，对汪说：“汝能持之，则团体之发展，暗杀之组织，恣汝为之可也。”

　　可见，袁世凯极希望通过汪精卫来掌控北方的革命党的活动。

　　十二月三日，汪精卫由天津赶赴北京，“说者谓兆铭之赴京，系奉世凯之召，与处决王熙普有关者；又有谓世凯之召兆铭，于议和进行事有所咨询者。”

　　汪精卫走之前曾对胡鄂公说：“清我两军汉口谈判，现已停战议和，吾党同志，在此停战期内，幸勿有所行动，致启背约之责。”

　　汪精卫在北方的所作所为无疑引起党人的怀疑，诚如党人叶季高所言：“兆铭已受袁世凯之抚。”

　　事实上，汪精卫也确始终坚持认为南北议和期间，北方革命党人应该遵守诺言，停止革命活动，协助南北和议的顺利进行。

　　十二月六日，胡鄂公到北京，驱车赶往镇江胡同李煜瀛寓所，前去会唔汪精卫、李煜瀛。

　　他问汪：“此间政情变化如何？天津谣言多，谓清室内阁自相残，得无有利于革命乎？”

　　汪说：“今晨监国摄政王引咎辞职，大憝已去，此后军政大权应集中内阁，和议谈判当较易进行。停战时期，或可继续延长，此则于革命有利耳。”

　　胡说：“武昌起义五十余日，而响应独立者十有余省，是不啻我拒绝未独立各省之响应也。此则有利于世凯，于革命何有？”

　　汪说：“世凯今已倾向共和，世凯之利，亦即革命之利。”

　　十二月二十一日，胡鄂公偕张先培由津赴京。在镇江胡同会见汪精卫。

　　汪曰：“现当停战议和之时，吾党京、津、保一带同志，自宜遵守诺言，不可有所行动。惟于暗杀一事，在必要时仍须执行耳。……吾等京、津、保各处同志，亦犹各省之革命军，现各省革命军既已停战，吾京、津、保同志自宜停止行动。

　　“但有阻挠和议于此停战议和时者，是即破坏革命之人。故于必要时，暗杀仍须执行也。”

　　胡鄂公反驳说：“破坏革命之人，应与以暗杀者是也。然和议非革命，不能谓阻挠和议即为破坏革命之人。且停战范围仅及于湖北、山西、陕西、山东、安徽、江苏、奉天诸省，而无京、津、保等地，我虽停止行动，彼仍逮捕枪杀奈何？”

　　汪说：“此过虑也，望为我转告诸同志曰：项城期望于和议者甚殷，且治军严，当无如此轨外行动。”

　　在这种理念的支配下，汪精卫在南北议和期间，虽对京津保地区的武装起义进行了很多干预和阻挠。

　　由于汪与袁来往密切，北方革命党人的活动，很多没有让汪知道或参与。

　　如十二月九日上午，京、津、保、滦、通、石家庄、任邱同志开会于保定西关直隶高等农业学堂。

　　到会者有二十余人（无汪），会议议决二十八日举义于任邱，京、津、保、滦、通、石家庄各地，藉以牵制袁世凯进攻山西之师。

　　到会张先培、薛成华等提议，组织暗杀团刺杀袁世凯和张怀芝，以除革命障碍而作报复。刺袁暗杀团由张先培负责组织，刺张暗杀团由薛成华负责组织。

　　由于汪对北方党人的影响不大好，“以汪任中国同盟会京、津、保支部部长故，咸不欲参加同盟会，然又不可不使之以尽其用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