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独立评论》的“独立精神”，胡适曾多次强调：“现今有许多人所以不能独立，只是因为不能用思考与事实去打破他们的成见；又有一种人所以不能独立，只是因为他们不能抵御时髦的引诱。……我们不说时髦话，不唱时髦的调子，只要人撇开成见，看看事实，因为我们深信只有事实能给我们真理，只有真理能使我们独立。”

　　当然，做为一个社会中人，做为一个社会上的刊物，想做到胡适所向往的“独立”，是很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虽然，胡适及其同人确实为此付出了艰苦的努力。

　　为了保持“独立”，他们的刊物，不要任何党派津贴，也不要什么老板问津，而是社员各捐自己薪俸的百分之五作为基金，社员作文不取报酬。因为他们知道，经济上不独立谈独立必是一句空话。

　　《独立评论》创刊的时候，正是“九一八”和“一?二八”事变之后，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略中国的严重时刻。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却坚持对日不抵抗，对内加紧“剿共”的政策，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在对共产.党.领.导的苏区接连三次“围剿”失败之后，又积极策划发动第四次“围剿”，到1934年更倾全力发动第五次“围剿”。那时的中国，“边地”上是日本兵打进来，日本飞机炸进来。在“腹地”，是中国兵打进去，中国飞机炸进去。真是里里外外都是炮火连天。

　　国民党剿共，打出的旗号是剿匪，对此，胡适说；“大家都知道国民政府所谓匪，就是武装的共.产.党。自从国民党反.共以来，对于反.共的名词，经过了几次的变迁。最初的时候是“清.共”，以后是“讨.共”，到了最近是“剿匪”。但是共.产.党并没有因为国民党对于他们改变了称呼，就丧失了他们政党的资格；更没有因为由“清”而“讨”而“剿”，减少了武装的势力。……事实上是长江流域产生了第二个政府。”

　　他呼吁国民政府“正式承认共产党不是匪，是政党”，并“停止一切武力剿匪的计划和行动”。

　　有的文章作者，不赞成共.产.党用兵力来革命，却也利用回乡机会，查访和向与共.产.党确无关系的人打听共.军和“剿.共”的情况，向读者报告某些实际情形，如国民党地方政府如何“借口剿共防匪可以无限制的加征”钱粮；国民党官军如何“骚扰或叨扰”百姓；以及“剿.共军队愈多，共.军势力必日大一日，因为政.府派往剿匪的军队把枪械卖给他们”；共产主义对贫苦老百姓，“真所谓暗室明灯”，“势必如燎原之火”。如此而发出“独立”的声音。

　　胡适的有些文章，在赞扬近代中国为了各种革命慷慨杀身的志士时，甚至也一并赞扬那些为“共.产革命而死的无数青年”，认为“他们慷慨献身去经营的目标，比起东林诸君子的目标来，其伟大真不可比例了”，他们为的是“全民族的解放，整个国家的自由平等，或他们所梦想的全人类社会的自由平等”。胡适也并不讳言“苏俄的进步是日新月异的”，并说“苏俄的伟大的试验，在这两年之中，也逐渐得着了世人的承认与了解”。

　　作为这个政府的财务委员，做为被蒋介石很高看的人，能说出这样的话，不能不佩服他的勇气，也不能不佩服他们的独立精神。

　　对于国民党蒋介石，《独立评论》一班人的基本倾向，是同情和支持，但也保持一点距离，也存在一些大大小小的矛盾。傅斯年曾说：“国民党固曾为民国之明星者若干年；而以自身组织紊乱之故，致有今日拿不起放不下之形势。……国民党诚然太对不起国民，……我们这专心同情于国民党及其前身20多年的人最伤心，今日诚有哑子吃黄连的苦处。”

　　必须承认，《独立评论》做为杂志还是很成功的。

　　全年只出50期，逢周日出版。每期定价洋4分，预定全年50期加邮费共1元6角，半年9角。国外全年加邮费1元4角，香港澳门加8角。

　　《独立评论》社址设在北平后门慈慧殿北月牙胡同2号租来的一处民房里，其编辑委员会由三人组成。胡适任主编，蒋廷黻和丁文江协助编务。5年多的时间里，主要编辑工作还是由胡适承担的。只是在他出国和生病期间，蒋廷黻、任叔永和吴景超都曾接替编辑，但为期比较短暂。编辑工作一般胡适都每周一晚上在自己家中完成，常需要熬到凌晨三四点钟。

　　《独立评论》所以办得成功，除了胡适及其同人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人，就是经理人黎昔非。

　　黎昔非（1902—1970），广东顺德兴宁人。1929年，黎昔非转学到胡适任校长的中国公学大学部文史系。1931年春，他考入北京大学研究院国学研究所读研究生时，胡适又恰好在北大担任文学院院长。在《独立评论》的筹办期间，胡适觉得“昔非同学为人最为诚实，责任心特强，又有工作能力，担任《独立》的经理最合适了”。

　　胡适看人很准，黎昔非在《独立评论》的工作非常辛苦，也特别努力。

　　罗尔纲在《师门五年记》中谈到黎昔非时说：“他从《独立评论》出版至抗日战争停刊时止都是他主持排印、发行工作。……他很忙，从来没有工夫去玩。”特别是每到星期日发报最忙的时候，他一个人忙不过来，总有他的许多朋友赶来尽义务，帮他卷报，装封，打包，对住址。

　　黎昔非的表现，得到了胡适的首肯。《独立评论》创刊三周年时，胡适在《又大一岁了》的纪念文章中，特别表扬黎昔非说：“在这贺周岁的日子，我们不要忘记了这个孩子还有一位忠心的看护妇。我们创办这刊物的时候，就请黎昔非先生专管发行所的事务。说也惭愧，我是实行我的无为政治的，我在这三年之中，只到过发行所一次！这三年的发行，校对，杂务，全是黎昔非先生一个人支持。”

　　不幸的是，由于黎昔非与胡适及《独立评论》的特殊关系，新中国成立后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成为他背负一生的历史问题。特别是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那场“史无前例”胡闹中，黎昔非被抄家、隔离，后来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含冤去世。

　　《独立评论》第一期只印了2000余本，此后发行量逐步递增，在《独立评论》3周年的时候有7000多个读者，但到庆祝4周年的时候，就已经翻了近一倍，发行量达到13000多份。在国内40多个城市设有代办处，并远销到香港、澳门和欧美地区。“《独立评论》的读者大部分都是大学生，其次是公务员，再次是开明的商人”。除此之外，还有少量青年军官。《独立评论》出刊非常稳定。

　　《独立评论》社员最初有11人，后来社员散在各地，有的从政，有的出国，为了维持刊物，又增加了几个社员，但最多时也不过十二三人。这些社员除每人每月捐出认捐的经费之外，还有投稿义务，但其中经常写稿的也不过八九个人。因此，胡适一开始就预见到，“我们都是有职业的人，忙里偷闲来作文字，不但不能持久，也不会常有好文字做出来。”这也是得自于《努力周报》和《新月》的教训。为了避免重蹈覆辙，对于《独立评论》，胡适一开始就“不希望他做我们这十一二个人的刊物，也不希望他成为我们的朋友的刊物；我们自始就希望他成为全国一切用公心讨论社会政治问题的人的公共刊物”。

　　可以说，《独立评论》所选定的议题，都是当时有责任感、热心国是的知识分子都注意的热点问题。因此，它刊发的文章很容易得到读者的反响，引发热烈的讨论。不仅如此，《独立评论》的同人还借助各种关系向专家学者约稿。这样出了几期之后，《独立评论》影响不断扩大，社外投稿也渐渐增加，成为维持《独立评论》的重要支柱。

　　发行量超过1万份，并拥有一个多达300多人的作者队伍，《独立评论》真可以说突破了同人刊物的狭窄范围，实现了胡适对它的期望，变成了一个“全国人的公共刊物”。也成为胡适新闻事业的黄金时代。正因如此，胡适非常钟爱《独立评论》，常把它亲昵地称为自己的“孩子”。而且虽然《独立评论》的社员翁文灏、蒋廷黻、吴景超纷纷从政，傅斯年、任鸿隽、陈衡哲也接连离开北平，丁文江又不幸去世，胡适编辑的担子突然加重，但他仍没有停刊的打算。

　　1937年5月23日，《独立评论》出版第235号的时候，胡适在当期的编辑后记中还打算着等到第250期的时候，给这个孩子吃“生日糖果”，但始料未及的“七七事变”打破了他的梦想，抗战的全面爆发使得《独立评论》在1937年7月25日出版第244号以后不得不匆忙停刊。

　　1933年3月，国府行政院长汪精卫曾致信胡适，请胡出任教育部长。胡适却打定主意不做官，复汪信说：“我细细想过，我终自信我留在政府外边能为国家效力之处，似比参加政府为更多。我所以想保存这一点独立的地位，决不是图一点虚名，也决不是爱惜羽毛，实在是想要养成一个无偏无党之身，有时当紧要的关头上，或可为国家说几句有力的公道话。一个国家不应该没有这种人；这种人越多，社会的基础越健全，政府也直接间接蒙其利益。我深信此理，故虽不能至，心实向往之。以此之故，我很盼望先生容许我留在政府之外，为国家做一个诤臣，为政府做一个诤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