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关心的问起黎元洪的身体，黎元洪说这不妨事，老.毛病了，不常发作，发作休息一下也就缓解了。张之洞不放心，后从一位医术很高的西医处得知，这是一发性脑缺血，不算什么大毛病；张之洞才放下心来。

　　会后，有人告诉黎元洪详情。黎元洪说，他虽然猜想不到张彪在张大人面前说了什么坏话，但从张大人对自己的怒气，和看张彪的眼神，能知道他给自己造的谣言一定很伤人。

　　这人对黎元洪说：“像张彪这样的歹毒之人，是不可以放过的？”

　　黎元洪说：“张大人对我恩重如山，我和大帅都是他的近人，我们关系搞得很紧张，让张大人怎么办。事实比什么都有说服力，谣言不攻自破。这件事我并没有什么损失，受害的是他本人。”

　　和张彪处处和自己过不去相反，黎元洪则处处维护张彪。有一次，黎元洪陪同张彪参加一个同僚的生日宴会。张彪借着多喝了几杯酒，耍起了酒疯。说了很多黎元洪的坏话，很难听的话。

　　黎元洪装傻，别人看不下去了，有人竟说，你黎元洪肯定有什么把柄和不能见人的事落在张彪手了吧？否则，怎会如此？但是，黎元洪还是只摇摇头，仍无动于衷。

　　酒席散后，反倒亲自把张彪送回了家。

　　前边说到了，根据朝廷练兵处的要求，把湖北的两个镇的部队缩编为一个镇，一个混成旅时。开始，张之洞是想让黎元洪做镇统制，并统领湖北全军的。

　　但最终还是顾及张彪的老资格及和自己的特殊关系，重用了张彪。

　　但湖北军中主要事务，张之洞还是压在了黎元洪身上。因为他知道，张彪不是这块料，虽然也是个干事的人，但能力无法和黎元洪相比。为此，张之洞有时会觉得很过意不去，但黎元洪却从来都是任劳任怨。

　　一次，张之洞来校阅二支新军，见军容严整，知是黎元洪之功，便对黎元洪慰劳有加。而黎元洪却说，这全是张彪张大帅领导有方。张之洞见黎元洪能干又如此谦虚，如此推功与人，在心底深处对黎元洪更加赞赏。

　　而此时，张彪就在一旁，正在嫉妒总督大人对黎元洪的偏爱，听了黎元洪的话，心里平衡了一些。

　　这一切，张之洞是看在眼里的，不由得对自己的这个丫姑爷不甚满意（张彪的夫人曾是张之洞府上被他特别看重的丫鬟，这婚姻是张之洞主办，所以张彪也被视为张之洞的丫姑爷）。

　　张彪和黎元洪作对，由于黎元洪的忍让，从表面看张彪好像占尽了上风，其实不然。他不但没因此而在众人面前提高威望，反而是失了很多分的。就连张之洞有时都检讨自己，如此重用张彪是不是错了。

　　一九零七年八月，张之洞被调朝廷军机处，赵尔巽接任湖广总督。赵到任不久便发现张彪是草包一个。

　　赵和张之洞交接时，张之洞是对黎元洪大加赞扬，赵便对黎元洪特别关注。很快发现黎元洪确实德才兼备，和张彪远不在一个档次上，就有了重用黎元洪，用黎元洪取代张彪之意。

　　黎元洪得知此事后，急忙找新任总督力辞。

　　他真诚的对新任总督说，张之洞张大人对自己有知遇之恩，他前脚刚离开，因重用自己而去撤换他的崇信之人，会陷自己于不义，以后没法与恩公见面。还对赵承诺，无论需要办什么事，尽可以吩咐他，他也一定会全力以赴。

　　另一方面，则把此事透露给张彪，让他速筹办法。

　　张彪急派自己的丫夫人去京找张之洞，张之洞给赵来信，委托关照张彪，从而使张彪保住了官位。

　　自此以后，张彪真正认识到，自己这些年来，对黎元洪实在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和黎元洪彻底改变了关系。每次宴客，必请黎元洪，黎元洪不到，决不开席。在别的场合，也都对黎元洪足够的尊重，和过去相比判若两人。后来，黎元洪和张彪，这两个人品、性格、为人处事天壤之别的两个人，竟成了好朋友，不能不让人称奇。

　　张彪是死忠于清廷的。

　　一九二七年九月十三日，张彪病危，在临终前十来分钟，回光返照，显得格外清醒。清逊帝溥仪闻讯急忙赶来看望，使他垂死的身躯激动起来。

　　他虽然口不能言，并且已经无力举手表示致敬，面部悲哀的表情依稀可见，只能微微作一下告别状的姿态；但是他的眼睛目光灼灼地向着这位昔日的主公，死死地盯着他终身维护的清朝末代皇帝，一直到断气。

　　溥仪为痛念这位清朝的忠臣遗老，挥泪不已。成殓之际，溥仪亲书“心如金石”匾额，又赐陀罗经被，为他送行。

　　黎元洪虽然未见到他最后一面，但在祭奠时也嚎啕大哭，表现得异常地悲哀、异常地人情世故。经张彪家眷苦苦相劝，才依依不舍地含泪登车而去。

　　当然，这为后话。

　　所谓与人方便，自己方便。黎元洪如此的待人，也为自己经营出了特别好的人际关系。

　　张之洞是个著书立说之人，一八九四年四月，他的著作《劝学篇》问世。

　　张之洞的《劝学篇》，一八九八年刊行。是阐述“中体西用”，宣传洋务思想的代表作，共二十四篇。

　　主张以“三纲为中国神圣相传之至教”，以中学纲常名教之本，维系世道人心。提出“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的观点，主张先明内学，然后择西学以用之。提倡“立学堂、修铁路等，采用西技西艺”。反对维新派“开议院”、“兴民权”的主张。先后译成英、法文出版。一九零零年纽约出版的英文本，易名为《中国的唯一的希望》。

　　张之洞从总体上说，是主张学习西方，西为中用的。为了培养黎元洪，开阔其视野，张之洞曾派黎元洪三次到日本考察。

　　一八九八年二月，黎元洪怀着求新求变和救国强军的梦想，第一次来日本，被派到日本的禁卫骑兵联队学习。这时，虽然甲午中日战争已经结束四年，但在和日方人员接触中，黎元洪明确感到，两个国家间的战争烟云还没有完全的散去。

　　日方个别人员对中方人员的敌视和瞧不起，能随时感觉到。这更刺激了黎元洪更加努力的学习，在同行的的人中，他比谁下的功夫都大。

　　好不容易出趟国，很多人都是想法设法多出去逛逛。黎元洪住在九段松叶馆，距离骑兵操场很远，而黎元洪每天“革靴蹄铁，风雨泥泞，日必一往”。

　　有空闲时间，他也会见识一下异地风情。当他在东京、大阪等地的公园里，看到陈列着日本方在甲午战争中缴获中方的战利品，很受刺激，强烈感受到了这是对自己国家和军队的羞辱，于是就联合一些旅日侨胞，向清廷驻日的商务监督请愿，要求将这些有损祖国的战利品撤掉。

　　此举虽不能如他所愿，但却可见他对祖国的一片赤诚。落后就要吃败仗，就要受羞辱，这更激起了黎元洪的学习的热忱。

　　这时候的日本，在方方面面都走在了前边，除了学习骑兵的相关知识，他也不放过学习其它方面的机会。

　　三个月后，黎元洪圆满的完成了考察任务。此次赴日考察，时间虽不算长，但黎元洪收获满满。他把他学到的东西及其学习的体会和领悟，写了一篇长篇报告，交给了张之洞。在汇报的同时，他向张之洞提出了一个具有深远意义地建议，派更多的有知识的青年人去日本考察，学习，一定会有大的收获。

　　张之洞接受了黎元洪的建议，从而使湖北在外派留日人员的数目，远高于其它省份。此时，清廷正推行维新变法，派人出去留洋学习，是维新派的一个重要主张。对于维新变法，张之洞是很赞成的，跟得也很紧。在派人留洋学习方面，制订了庞大的计划。拟湖北湖南派一百人前往。后因维新变法很快失败，这些计划也同维新变法的其它主张一样，胎死腹中。即便是在很困难的情况下，张之洞还是派出了二十人，进入了日本士官学校学习。

　　二十世纪初，中国到日本留学的学生达到高.潮，在留日的各省学生中，湖北的人数是最多的。一就零四年，湖北在日学生已达二百八十九人，占全国第一位。而此时全国其他省，多者一般也不超二位数。到一九零六年，中国留日学生共五千四百余人，仅湖北一省就有一千三百六十人，占四分之一。这有赖于张之洞的大力提倡，也得益于黎元洪的建言献策和全力襄助。

　　武昌首义后，有人实事求是的指出：“至今学界、军界，人才如此之盛，皆当日元洪一言之功。”

　　这或许也在一个侧面，说明了辛亥首义何以发生在武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