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育仁被递解后，他的老师国史馆馆长王闿运大受惊吓。

　　王闿运（1833—1916），晚清经学家、文学家。字壬秋，又字壬父，所居名湘绮楼，所以人家又称他王湘绮，世称湘绮先生。咸丰二年（1852）举人，曾任肃顺家庭教师，后入曾国藩幕府。一八八零年入川，主持成都尊经书院。后主讲于长沙思贤讲舍、衡州船山书院、南昌高等学堂。授翰林院检讨，加侍读衔。著有《湘绮楼诗集、文集、日记》等。

　　他和赵尔巽同时被袁世凯邀请，袁世凯请他任国史馆馆长。他于民国三年四月五日应袁电召，由长沙启程北上。

　　路过湖北时，段芝贵曾设宴招待。

　　这是个极风趣之人，到了北京，有人问他偌大年纪干吗还要万里迢迢跑到北京来做官？

　　他嬉笑着说：“做官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年纪大了，只能找最容易的事情去做。”

　　他同样用嘻嘻哈哈的态度对待袁世凯，他替总统府戏拟了一块横匾。横匾上“旁观者清”四个字，两边的对联则是“民犹是也，国犹是也，何分南北。”“总而言之，统而言之，不是东西。”

　　袁世凯拿这位名满天下的老学究没有办法，听说此事后只一笑了之。

　　王闿运对徐世昌还是给予了足够的尊重，他为政事堂拟的横匾是“清风徐来”。

　　这样的人胆子其实都不大，宋育仁案发后，他惶惶不可终日。最后留了一封信给“慰亭老侄总统”，然后径返湖南。

　　袁世凯遂派王闿运的得意门生杨度代理国史馆长。

　　王闿运的弃印潜归，除了他的高足宋育仁事件外，还有这样一个插曲：

　　王闿运就任国史馆长时，有派湖南人谭启瑞充任国史馆办事。不知王闿运怎么得罪了谭启瑞，竟上书告发王闿运“庇乱”，引用宋育仁案和保黄汉湘事为证。

　　黄汉湘是受另一复辟案牵连被逮。

　　谭启瑞的这份控状，袁政.府并未追究，可是王闿运听到了这个消息，为之大怒。立即上书总统，声称国史馆内“品类太复杂”，要求整顿。

　　袁世凯派人去找王闿运，问如何整顿？

　　王闿运大发脾气，拍着桌子说：“因为我没法整顿，才上书求教总统，现在你们又来问我，真是官僚极了！”

　　前面已提到，他在离乡赴京接任国史馆时，有人曾问他，这大年纪干吗还要做官？他调侃地说：因为做官是世界上最容易的一件事，我年纪大了，只好拣容易事去做。

　　可是迨他接任国史馆后，才知道做官甚难。

　　第一难是难在经济，国史馆每月固定经费八千元，可是经常两月不发经费。

　　有一次王馆长咨文教育部说：“此项经费有类索逋，殊伤雅道。本馆长亦不愿累累索渎，困难如此，不如取消。相应咨请贵部查照，既不能逐月照发，请即转呈大总统，将国史馆取消可也。”

　　教育部认为此老诙谐成性，不必和他咬文嚼字，乃知照中国银行，先发国史馆经费一月，余则稍缓办理。

　　王闿运责问教育部，欠两个多月的经费，为何只给拨一个月的费用？

　　有人告诉他这还是因为他的面子大，总长特殊照顾，教育部的日子更不好过。

　　王闿运为一介书生，所谓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不管事不知道管事难，不管钱不知道没钱的滋味。

　　加之，一反起复辟，他这样的老家伙人人自危，何况他脑后还一直拖着辫子。

　　宋育仁离京时，他不便亲自送行，可是又不能不送行。因此只好派“如夫人”代表，结果又搞得满城风雨。这位学富五车，才高八斗的一位名士，至此才知这官实在不是好当的。

　　思来想去还是早点离开这个是非之地为妙。

　　于是他把印信交出，但没人敢接受，因为印信除了移交时是不能随便接收的。

　　印信又交了几处无人收后，最后只好交给他的四儿媳妇。

　　他的这位四儿媳妇可不是一般人，名气大得很。是杨度的妹妹杨庄，字少姬，一代才女，嫁给王的四子文育。

　　杨度对他这个妹妹是特别地溺爱，有一次小两口吵架，杨度写信给杨庄说：“夫妇之道同于君臣，合则留，不合则去。”

　　杨庄听了哥哥的话，涕泣求去。

　　急得王闿运顿足搔首说：“你不看他（指其子）的面子，须看我的老面，你真不肯做我的媳妇，做我的女儿如何？”

　　杨庄把公公的国史馆大印交给他的哥哥杨度，杨代王转呈袁世凯，请示办法。袁世凯顺势派杨度为国史馆副馆长，代理馆务。

　　王闿运弃印潜归，留书告别“慰亭老侄总统”离京后，肃政厅提出弹劾案，责其擅离职守。

　　袁世凯将王闿运等人招到麾下，并不是想指望着些人为他独当一面，也没指望着些人干成什么事，只是想让他们装潢门面，显示自己人才尽用。这样的人走就走了，尤其这王闿运，袁世凯正看他不顺眼，巴不得快点滚蛋。

　　弹劾就免了，大总统以王闿运“年高德劭，不予深究”而了事。

　　当复辟风刮起的时候，紫禁城里逊清小朝廷当然也听到了风声，有好些人无疑是满怀期待的。小朝廷里边的人，和外边的遗老遗少也是有动作的。

　　突入其来的反复辟，袁世凯反复辟的态度又那么坚决，吓得故宫里的逊清小朝廷慌了手脚。

　　因为怕引火烧身，在宫中废除宣统年号，改称民国三年，除去清朝服制，宫中人员一律剪掉辫子。并且电劝辫子军大帅张勋，也剪掉了辫子，可是张勋却没有听。

　　清宫内的负责人瑾太妃，派内宫管事志锜向袁世凯解释，清室和盛传一时的复辟运动没有关系，并且把劳乃宣的一封密奏缴出来以明心迹。同时，请袁世凯派员驻守清宫，查验出入门照，以免发生误解。

　　袁自己没有接见志锜，派总统府的内史监阮忠枢代为接见，好言劝慰了一番。

　　民国三年，北京的冬天冷得出奇，上了岁数的人说，他们活了一辈子，从没经历过这么冷的天。冷到什么程度？守夜的警察竟冻死了好几个人。

　　北京的政局，好像也如天气一样低沉。复辟案把京城的遗老遗少搞得如惊弓之鸟，人心惶惶。袁世凯在反复辟的同时，狠抓的另一宗事，也让这些习惯于吃喝玩乐的人很不痛快。就是厉行禁赌和娼禁，禁赌的风声尤其紧。

　　都知道袁世凯在年轻时，因为赌吃过大亏，他对赌是深恶痛绝。

　　袁世凯自小站练兵时期就禁止军队赌博，在其制定的《简明军律二十条》中有两条为罚律，其中之一即是关于赌博，犯者插箭责罚。

　　直隶总督时期，袁世凯以巡警制度相配合对社会上的赌博现象予以打击,并停办了顺直义赈彩票。在直隶师范学堂和小学堂《学堂条规》中规定，学堂上下人等一概严禁赌博，违者由总办分别责饬开革。

　　任职民国总统后，袁世凯则以法令的方式禁赌，一九一二年六月颁发的《暂行新刑律》对赌博者、开设赌场者规定有不同的刑罚。

　　但是，赌博的恶习在北京已经根深蒂固。《暂行新刑律》刚发布时，还是取得一定成效的。但风头一过，人们便禁赌的事抛到了脑后。特别是袁世凯**的一些大小官员，也常出入赌场，更助长了赌博之风。

　　曹汝霖在其回忆录《曹汝霖一生之回忆》中介绍，民国初年的北京政坛赌博之风日盛，一些**大员通宵达旦豪赌，第二天根本没有精力处理政务，有的甚至连国务会议也迟到。袁世凯对此非常不满，密令警察总监吴炳湘彻查呈报。

　　吴炳湘当然知道这些人物都是何路神仙，哪敢得罪。

　　当时北洋内部好此道者有梁士诒、孙宝琦、段芝贵、王克敏、潘复等，几乎每晚必聚，常赌到天亮。有晚孙宝琦在梁士诒家打麻将，凌晨方归，倦眼迷矇，竟一头撞在院内假山上，碰得鲜血直流。

　　曹汝霖在书中这样写道：“翌晨入府，项城(袁世凯)已侦知此事，故意问道，君何额忽有伤？慕韩(孙宝琦)答以小疖忽破，出了一点血。项城笑道，噢！未必吧，晚上总以少出为是。”

　　这一次，袁世凯加大了禁赌的力度，并从官员身上抓起。特别是高官，好赌之人，袁世凯都让人打了招呼。

　　所谓抓不抓，是不一样的，大抓小抓，花得气力不一样，效果肯定也会有很大不同。

　　有文记载：“小酱坊胡同张寓，是梁士诒寓邸的后门口，原是张文达公伯熙故居，赌徒租了作为俱乐部，每礼拜六或礼拜日聚赌其间，达官显要，富商巨贾，都是座上客，清宴既终，往往杂以扑克和雀战。

　　“突然由于查办复辟和严禁娼赌，这个高级俱乐部也有顾忌。

　　“某晚晚宴有梁士诒，主人问梁饭后要不要消遣消遣？梁说：我有两个月不动手了，为了一时余兴，闹出麻烦来，太犯不上。

　　“原来在一个月前，袁曾令内务总长孙宝琦传谕文武官吏，严禁赌博，第一个被通知的人就是梁士诒。孙传袁的口谕，要大家谨慎些，倘如闹出事来，是没法可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