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7月20日，胡适正在巴黎游说时，收到纽约转来的电报，蒋介石敦请胡适出任驻美大使，以取代将要卸任的王正廷。胡适做“国民外交”义不容辞，责无旁贷，而做食俸禄的官——驻美大使，那可是件承颜候色的差事。这对他这个无党无派、自由自在惯的人来说，实在是勉为其难。况且，他曾许诺士林，不入政界，不愿为官。

　　然而，这是什么时候呀！国家和民族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作为一个热血知识分子，总不能将清名虚誉置于国家利益之上吧？

　　他的好友、驻法大使顾维钧和驻英大使郭泰祺相继来电，劝说他就任驻美大使。行政院长孔祥熙也打来电报说：“介公及弟甚愿借重长才，大使一职，拟由吾兄见屈。”

　　不过，他还在犹豫之中，理由是：“二十余年疏懒已惯，决不能任此外交要职”，他将准备的回电交于朋友们看。

　　真是奇了怪了，过去，无论什么事，征求朋友意见，总是有赞成有反对的。但这一次一边倒，遭到大家的一致反对，都认为国难当前，不应“推卸此事”。

　　胡适自然是个有责任、有担当之人，也很看重朋友们的意见。在一个星期里，他都是心绪烦乱，整夜整夜的失眠。直至7月26日，他终于下定了最后决心，艰难地作出了选择。

　　他在日记中写道：“半夜后始决定，此时恐无法辞卸；既不能辞，不如‘伸头一刀’为爽快。故最后修改电文为接受此事。”

　　修改后的电文是：“国家际此危难，有所驱策，我何敢辞。惟自审二十余年闲懒已惯，又素无外交经验，深恐不能担负如此重任，贻误国家，故迟疑至今，始敢决心受命。”

　　此时，胡适清楚，还需要做一个人的工作，就是夫人江冬秀。因为，夫人一直不愿他涉身官场。

　　在很多人眼里，胡适与江冬秀，一个是大才子，学者、教授，一个是大字不识的乡下小脚老太太，从外形到知识到思想境界，他们都很不般配。世人甚至把“胡适的小脚夫人”，列入民国史上的“七大奇事之一”。

　　民国历史上，有许多“名人”的包办婚姻，大多过得不幸。

　　比如，徐志摩和他的前妻张幼仪，一个是留学国外的风流才子，一个是他口中的“小脚女人”，徐志摩因为文化水平、思想差距的不可调和，在张幼仪怀着身孕时，提出离婚。

　　比如鲁迅与朱安，朱安虽未“被离婚”，却也一辈子只能做周家的女儿，寂寞孤苦终身。

　　但胡适与江冬秀，这一段本来由命运促成的可能会酿成悲剧的婚姻，却在两位有爱有智慧的人的共通努力下，成为张爱玲笔下的，“旧式婚姻罕有的幸福的例子。”

　　必须指出，胡适和江冬秀的夫妻关系，绝对不是靠江冬秀耍狠来维系的，而是他对她有真实的依赖和欣赏。

　　夫妻之间，很重要的方面是一起生活，一起生儿育女。

　　实际上，在生活中，胡适越来越离不开江冬秀。江冬秀对他的照顾可谓十分体贴周全，细致入微。

　　比如，胡适在美国当大使期间，有一天穿上江冬秀寄来的衣服，发现口袋里竟装着7副象牙耳挖，他回信说：“只有冬秀才会想到这些。”

　　还是在美国的时候，江冬秀在胡适的领带下缝了一个小拉链，里面藏着一张5元的美钞。她的考虑是，万一钱包被人抢了，还有这5元钱可以搭一辆计程车平安回家。

　　江冬秀虽然识字不多，但是生活能力却很好。她厨艺很好，尤其擅长安徽菜。经常做了好吃的菜，请胡适的学生、朋友来家里吃饭。而且面对胡适的那些文人学者朋友，江冬秀的态度从来不卑不亢，为人爽朗、亲切。她给居住在家里的学生缝厚棉裤，把胡适的皮衣送给学生御寒，曾在胡适家中住过相当长一段时间的罗尔纲回忆说，“江冬秀师母是个体恤人情的人”。

　　遇到大事，江冬秀是很有原则的，而且她很理解胡适，能站在胡适的角度考虑问题。比如，她深知书籍对胡适的重要。抗日战争期间，胡适在美国担任大使，江冬秀一人在国内的，带着三个孩子逃离北平。兵荒马乱之中，也始终带着丈夫的几十箱书，正由于她的努力，使胡适的藏书在战乱中得以保全。

　　后来，胡适在给她的信中感激说道：“北平出来的教书先生，都没有带书。只有我的七十箱书全出来了。这都是你一个人的大功劳。”

　　也就是在带着孩子从北平逃出，到外地避难。这时，江冬秀还不忘以胡适的名义给家乡学校捐款，且数目不小；这实在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现在的胡适，遇事可是越来越重视夫人江冬秀的意见。

　　他去信对夫人说：“我在这十几天，遇见了一件‘逼上梁山’的事。……我二十一年做自由的人，不做政府的官，何等自由？但现在国家到这地步，调兵调到我，拉夫拉到我，我没有法子逃，所以不能不去做一年半年的大使……

　　江冬秀对此大加反对，写信劝胡适，不要答应，还自责说：“我恨自己不能帮你助一点力，害你走上这条路上去的。”胡适跟她保证“战争完结时，我一定回到我的学术生活去”，才理解了胡适。

　　当然，这为后话。

　　胡适不止一次对朋友们说，别人的妻子哪个不希望自己的丈夫当官，自己做个官太太，但我的老妻却始终鼓励我回到学术上去，真心觉得敬佩她。

　　傅斯年是极力主张胡适接受美国大使任命的，也特别关注这件事。有了决定后胡适赶紧给他去信告之：“我自己受逼上梁山”，现在，国家生死攸关，再也不能推卸国家的委任，只能“牺牲一两年的学术生涯，勉力为之。至战事一了，仍回到学校去”。

　　9月17日，民国政府正式发布任命令：“驻美利坚国特命全权大使王正廷呈请辞职，王正廷准免本职。此令胡适为中华民国驻美利坚特命全权大使。”

　　是夜，看着如此沉甸甸的任命令，胡适感慨良多，在日记中写道：“二十一年的独立自由的生活，今日起，为国家牺牲了。”

　　当时，国人对胡适任驻美大使寄予厚望，孔祥熙所致的电报，便传达了国民政府的殷切期待：“此次使美，国家前途利赖实深。列强唯美马首是瞻，举足轻重，动关全局，与我关系尤切。吾兄长才，自能应付裕如。”

　　国内舆论界也是反应强烈，《大公报》的社论说，美国人应当相信，胡适是位最冷静、最公平的学者兼外交家。“他最了解美国，也最了解祖国，我们政府与人民十分期待他此次能达到更增进中美友谊的使命之成功”。

　　胡适上任之初正是国内抗战局势最为糟糕、最为危急的时候，日军铁蹄已蹂躏大半个中国。10月21日广州沦陷，25日武汉失守，胡适可谓是“受命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时”。

　　10月23日，胡适勉励使馆人员“不要灰心”，他说:“我们是最远的一支军队，是国家的最后希望，决不可放弃责守。我是明知国家危急才来的。国家越倒霉，越用得着我们。我们到国家太平时，才可以歇手。”

　　他还在赠送友人的照片上，自题小诗，以表明自己的心志：

　　偶有几茎白发，心情微近中年。

　　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

　　胡适以学者膺大使之任，是中国有外交史以来所罕有的事情。他临危受命，大有为国前驱的气慨，在给孔祥熙的电文中表示：“外交至重要，当以全副精神应付。”

　　他说到做到，立即进入角色，马上开始继续他的抗日演说。12月4日，他应邀在纽约摩尼俱乐部演讲，主题是：北美独立与中国抗日战争。在这里，他把中国的抗日战争与美国的独立战争并列相比，无非是说，美国的胜利曾得益于法国的援助和支持，今日中国的抗日战争，应同当年美国一样，也需要得到美国等友邦的支持和援助。

　　演说后，因过度劳顿，竟使心脏病复发，险丧生命。夫人知道后，既担忧又害怕，书信、电话、电报，忙得连轴转，甚至旧话重提，代夫要求辞去大使职。

　　胡适理解夫人的好意，去信开导说：“我是为国家的事来的，吃点苦不要紧。我屡次对你说过：‘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国家是青山，青山倒了，我们的子子孙孙都得做奴隶。”

　　在胡适担任大使的绝大部分时间内，他一面必须正视中国敌强我弱的抗战形势和国民政府对美国日益迫切的待援需求，一面必须努力化解弥漫在美国社会的孤立主义情绪，以大的诚意争取美国决策层和民众对中国抗战的理解和支持。无论是面对国内过高过急的工作要求和部分人士的无端责难，还是面对美国社会对中国抗战的冷漠和国务院某些官员的搪塞敷衍，胡适始终抱着对中国抗战事业的坚定信心，锲而不舍地开展各项具体外交工作。如果说忠于祖国、为国效力是驻外大使的基本义务，而胡适即使是在受到排挤的情况下，仍然尽职尽责做好工作，则实属难能可贵。

　　胡适在给夫人的信中谈到担任大使的感受时说，“我现在过的日子，也是苦日子。身体上的辛苦，精神上的痛苦，都不是好过的。”

　　物质上和身体上的苦，正如他在1938年给夫人的信中所言：“我到此已50日，没有领到一个钱的薪俸，全馆10余人还须我垫借钱应用。”

　　但对于胡适来说，更多的是精神上的苦。在国内当教授时，胡适“从不拜客，从不回拜客，从不请客”，更不用屈躬求人，上下解释，但现在为了苦难深重的祖国，身负国民政府的殷切期盼，不得不顶着国内政客的冷嘲热讽，面对美国政府和民间的淡漠而多方应酬。尽管自己心力交瘁，但很难得到急功近利的蒋介石政府的理解，还不时受到宋子文等人的处处排挤，这种精神上的痛苦是常人难以想象的。

　　胡适曾经自嘲“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既表明了自己在工作困境中的无奈心情，也反映了他服从大局、义无返顾的责任意识

　　不过，这个“过河卒子”，很得美国舆情的支持。《纽约时报》发表社论，表示欢迎胡适担任驻美大使，说：“他是言行一致的哲学家。他的外交必定是诚实而又公开的。他将有很大的贡献，使中美两国人民既有的和好关系更能增进。”

　　而日本对此却表现出惊骇的态度，以至迅速作出反应，调整外交人员，派出鹤见祜辅、石井菊次郎、松冈洋右，以共同对付胡适。三人都是日本有名的外交家，其中的松冈洋右的英语，可谓一流，其演说可与胡适匹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