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大多数百姓还是向着李起说话的。

　　也正是因为有这样的民意基础在，使得这一小部分人只要稍稍对李起表示了一点不满，便是会被百姓连声斥责。

　　那些人自然也是不敢再多说什么，纷纷收敛，即使是有那顽固不化的，也只敢在自己家里发发牢骚，哪里又敢到外面去说。

　　这便是得民心者得天下。

　　李起自从起兵以来，对老百姓都是极好，从未听说李起对老百姓有任何不义之举。

　　而这一次李起冒天下之大不韪，在凤阳皇陵痛责崇祯帝的罪过，

　　这不但没有对李起的名声造成丝毫损害，反而使得李起的地位更加巩固。

　　离开凤阳皇陵后，李起便立即马不停蹄，连南（）京京城都没有落脚，直接带着人马向那被北（）京出发。

　　一路前行，昼夜星驰。

　　虽然路途也是遥远，但好在这时候鞑子也已经被赶出关外，李自成、张献忠的势力也还远远没有触及到这里。

　　所以这一路上李起都是太平无事。

　　尽管路上也有一些势力，比如那乡绅地主武装，小的山头势力等，这些也是有的。

　　但是在李起这样的身份面前，在李起的大军面前，试问又有谁敢跳出来。

　　他们人人争先恐后，巴结李起都来不及，哪里敢去做任何阻挠的事情。

　　对于这些像苍蝇一样的人，李起自然也是懒得搭理，连见他们的兴趣都没有，直接便是选择了无视。

　　一路顺利无比，李起到达北（）京后，便是选了一个日子登基称帝。

　　弘光元年七月初八，李起在这一天，在北（）京登基称帝。

　　正式昭告天下，于今时今日正式改年号为“恒盛”，李起自然便是为“恒盛皇帝”。

　　本来按照封建礼法制度，新君继位都需要援用前一任皇帝的年号，直到第二年初，才会正式更改自己的年号。

　　但是因为李起这一次登基称帝情况比较特殊，因为弘光皇帝在弘光元年就已经死了。

　　现在说弘光二年其实也并不准确，不过只是为了将中间那谋朝篡位的朱常淓区别开来而已。

　　你让李起去援用朱常淓的年号，这自然是不可能的，接着用弘光的年号，却又不准确，

　　所以李起在礼部朝臣的建议下，一登基就用属于自己的年号，也算是新朝新气象。

　　恒盛，连绵不绝谓之“恒”。兴旺炽烈谓之“盛”。

　　二字合二为一，寓意便是王朝将拥有绵绵不绝的繁荣昌盛。

　　这样的意义也正是李起需要的，所以对于“恒盛”这个年号，李起也是比较满意。

　　有道是新皇登基，普天同庆，特别是在这样一个战争动乱的年代，更应如此，方可彰显新朝气象。

　　所以李起在登基的这一天，立即下旨昭告天下，免除天下农税三年，徭役三年。

　　不但如此，而且所有投身于贼寇的人，不论其罪行大小，自李起登基之日起一年内，只要向朝廷俯首认罪，朝廷便对其既往不咎，让其有一个从新做人的机会。

　　即便是像李自成、张献忠这样的首恶，李起也是公然表示只要他们可以改邪归正，投靠朝廷，李起也可以不追究他们的罪过。

　　而与此同时，所有被关押在监牢里面的罪犯。除恶意杀人，罪行民愤极大的大罪，其余人也都是全部被赦免，

　　出狱，让他们和家人团聚，从新开始新的生活。

　　李起的这一封旨意一出，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意义重大，这自是不言而喻。

　　第一，免除天下农税三年，徭役三年，这是封建王朝亘古未有的事情，从未听说，更不要说亲身感受。

　　须知封建王朝靠的就是农税啊，历朝历代他们能够维持基本的统治，靠的就是收税和徭役。

　　可是现在李起竟然一口气免了农税和徭役三年，不得不说，这样的魄力真真是令人叹为观止。

　　有的人可能就要问了，李起为什么要免去天下的农税和徭役呢？

　　难道仅仅是讨好百姓吗。

　　免除了赋税和徭役，李起还拿什么来供养大明的军队，拿什么来维持朝廷的运转。

　　难道军队和官员都不吃不喝了。

　　这一点当然李起是心中有数的。

　　第一，因为天下大乱了二十多年，大明大部分的地方早就是一塌糊涂，许多的省份别说收税了，不给王朝添麻烦，就已经是阿弥陀佛了。

　　现在纵观整个天下，还能够正常收税收的地方，那也就只剩下江南等少部分地区。

　　其他的地方，例如京畿，陕西、河南、山东、四川，山西等地方，因为多年的战乱，早就是民生凋零，人口锐减，赤地千里也是常见的事情。

　　这样的情况下，你找谁去收税。

　　而像江南那些省份虽然没有受到太大的波及，目前多少还能正常的收些税。

　　但是如果免除了战乱地区，这大半个大明的赋税，而不免江南之地的税赋，那又难免落人口实，说李起处事不公。

　　有道是不患贫而患不均。

　　要免就都免，要么就一个都别免，这便是这年头大多数人的思想。

　　否则，李起便是又要将江南那些地方推到自己的对立面，以许多劣绅的德性，他们就有理由来反对李起了。

　　这是李起考虑的一个因素。

　　另一点便是因为大明王朝自太祖高皇帝以来，基本上在税收这个制度上就开始变得僵化。

　　可以说维持大明帝国财政税收的主要来源就是农税。

　　农税占了帝国财富税收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其余的商税茶税什么的，这些本该重税的税收反倒是少了。

　　这样的税收制度在大明王朝开国之初，自然也是合理的。

　　毕竟那时候百废凋零，农业是重中之重，是发展的第一当务之急，也是当时唯一着力发展的产业，

　　所以农税自然也是占据朝廷税赋的绝大比例，这无可厚非。

　　但是时间在流逝，事事自然也在变化，随着大明王朝两百多年繁荣昌盛，天下经济形势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