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大皇帝陛下的第一次会面，是一次非常糟糕的经历。当时的大皇帝陛下还没有登上帝王的宝座，他只是一个地方性的领主。他占有着一块比大多数欧洲顶级贵族还要庞大的领地。他的手下有着当时在亚洲，可以说是最为强大的，三千多名优秀士兵。”

　　 “与我见过的大多数明帝国的绅士不同，当时的大皇帝陛下几乎无视了我的存在。在他与逮捕我的军官的对话中，我听懂了两个令人害怕的词汇，‘审讯’和‘死亡’。在这之后，我遭受了如同地狱般的经历。“

　　 ――《大中国志》曾德昭・著

　　 几十年后，担任过南华（澳大利亚）总督的中华帝国的上将顾国樟曾经说过，“除了陛下和政审委员，我别无所惧。”要知道，说出这话的顾国樟当时可是中华帝国的侯爵，是一个在大洋洲统治着一千多万民众的封疆大吏。他曾经毫无人性屠杀了近千万的南洋土著。西班牙、葡萄牙、荷兰和英格兰在亚洲的殖民者和平民，在他的手中消亡在了历史的长河里。

　　 作为政治审查委员会的前身，人民委员会下属的警务处审讯中心和复兴保安团政治审查处，对于葡萄牙传教士曾德昭的审讯会是什么样的，大家可以自行脑补。反正经受了十多种无外伤审讯手段后，曾德昭认为上帝抛弃了自己。又接受了八种审讯手段之后，曾德昭希望得到魔鬼的救赎。

　　 警务中心主任李二牛全程参与了对曾德昭的审讯过程。在中华帝国成立之后，一直担任帝国政治审查委员会总长的李二牛，在自己的工作总结中，曾经写到，“如果把审查对象的抗审查能力进行一个排名的话，外国传教士在这份名单中可以排在第一位。之后是明朝士大夫，再之后是投降满清的汉奸知识分子和卖国商人。至于普通的满清士兵和明朝士兵，则是完全没有抗审查能力的。当然，外国商人和船员也比较难以审查。不过，对他们的审查难度，主要集中在语言障碍上。我在工作中逐渐发现，有信仰的人抗审查的能力相对较强。”

　　 曾德昭是见识过中国的监狱的。在南京教案时期，他和一些其他的在南京教案中被捕的传教士，曾经短暂的住过南京的大牢。当时，名字还叫做谢务禄的葡萄牙传教士奥伐罗・塞默多心中一片恐慌。虽然他认为中国人是文明的民族，但是无论是在自己的祖国葡萄牙，还是在当时其他的欧洲国家里，监狱里的情况都是相当恐怖的。可是，他的明王朝监狱的经历是非常短暂的，在几天的羁押之后，没有收到任何的惩罚，他和其他被捕的传教士被驱逐出境，回到了葡萄牙在中国人居留地澳门。

　　 不过，就在曾德昭像待宰的肥猪那样，嚎叫着被拖进警务处审讯中心的地牢之后，他发现地牢的情况和他想象中的不同。无论是押送他的士兵，还是地牢里的审讯人员，都没有对他进行粗暴的对待。不仅地牢的环境非常的干净和整洁，就连狱卒也相当的不同。和南京监狱中的那些面目猥琐，形象阴森的狱卒不同。这里的审讯人员衣着整齐，面目平静。连最基本的推搡和打骂，他都没有受到。

　　 这种情况，让情绪激动的葡萄牙传教士奥伐罗・塞默多逐渐平静了下来。等到他被领到一个只有一张桌子和几个椅子的小房间里，开始接受询问的时候，他已经能够镇定情绪，操着流利的南京官话向审查人员解释自己传教士的身份，并开始向他们宣扬“天主的荣光”了。

　　 不过，在接受了基本的询问，开始进入正式的审讯程序之后，奥伐罗・塞默多才发现，天底下居然有比肉体上的伤害更加令人绝望的酷刑。警务处审讯中心和复兴保安团政治审查处组成的联合审讯组，开始按照《审讯程序手册》上的规定，给这个外国人上手段了。

　　 说起来，奥伐罗・塞默多，aka谢务禄，aka曾德昭在受审过程中，还是给了联合审讯组的工作人员带来了很多惊喜的。无论是警务处，还是复兴保安团政治审查处，最近都已经进行了很多的审讯工作了。

　　 王书辉在人民委员会里成立了情报委员会。情报委员会下属的，负责政治保卫工作的内务警察（简称政保警察），前不久对所有窥探王府镇和王书辉势力的探子和可疑人员，进行了全方位的逮捕。警务处和复兴保安团的审讯人员，已经通过对这些人的审讯，积累的丰富的经验。不过，奥伐罗・塞默多仍旧是他们审讯过的人中，承受了最多审讯手段的人。他接受了前后近二十种审讯手断之后，才把自己知道的一切全部交待了出来。

　　 曾德昭，葡萄牙人，是耶稣会在中国的传教士之一。在南京教案爆发之前，他曾用中文名谢务禄作为自己的名字。他在万历四十一年，既西元1613年接受天主教廷的指派，前往南京开展传教工作。

　　 因为以前负责在中国地区传教工作的最高负责人利玛窦的去世，南京耶稣会的传教团，在利玛窦去世之后，开始改变利玛窦培养传教士熟读汉文典籍，赢得了中国文人士大夫的好感和信任，从而达到其传播信仰的目的的“合儒超儒”的传教策略。转而采取激进式的传教方式，坚决排斥儒家思想，严禁中国教民祭天、祭祖、拜孔子，激起了社会人士的反感与怀疑，酿成“南京教案”。

　　 身为耶稣会传教士之一的谢务禄，没有离开中国。他使用了新的中文名曾德昭，掩饰了自己的身份，开始在中国大地上进行旅行。他的主要目的有两个方面，一是继续开展传教工作，宣传所谓的“天主的荣光”。另一方面，则是为西班牙殖民者，搜集有关中国各个方面的情报资料。

　　 他在江南地区的活动过程中发现，一家新成立的机械公司，在向江南地区的各种工坊推销新的，名字叫做“真气机”的先进机械。同时，他也发现了停泊在南直隶镇江府码头上的，王书辉新成立的江北船厂生产的蒸汽螺旋桨轮船。

　　 对于机械技术非常敏感的曾德昭，马上就觉得，新出现的动力机械是个很重要的情报。在此之后，他指使当地信徒打探消息，知道了无论是蒸汽纺织机，还是蒸汽轮船，都是在枝江县生产的。得知情报的曾德昭就马上动身，前往枝江县，希望搜集到相关的详细情报。最后，在情报搜集的过程中，被王府镇执勤的士兵抓获。

　　 在王书辉看来，传教士这种东西，实际上是一种西方人的文明优越感或者说，西方人的文明优越论的思想在起作用。说白了，传教士就是西方人在骨子里对其他人种和人类的一种蔑视的表现。你是野蛮人，你的国家是野蛮国家，你的文明是野蛮文明，所以，我们这些白皮猪作为文明人，作为文明国家，作为先进的文明，就需要让这些传教士来传播文明的基督教，教给你们这些野蛮人野蛮国家以先进的文明和制度。

　　 白皮猪们还真是吃一百个豆都不嫌腥的猪脑子。从殖民时代开始一直到现代世界，西方人的优越感和自以为是仍然没有改变。动不动就说别的国家如何如何，动不动的就指责别的国家如何如何，丝毫不理会自己裤子里怎么擦也擦不干净的米田共。自己国家里动不动的就游行、罢工、种族歧视，他们自己好像眼睛瞎了一样的看不到。

　　 在王书辉看来，在满清统治中国的时候，西方白皮猪说什么”中国正在野蛮化”，弄些给殖民侵略者当探路者的传教士在中国宣传外国的宗教、文化和思想，还算得上是有情可原。毕竟，清王朝时代的中国，确实陷入野蛮化的文明倒退之中了。可是，在明王朝时代就开始弄那一套，就让王书辉不怎么想的明白了。

　　 要知道，在这个时代的西方国家，特别是欧洲国家，人类历史上最为愚蠢和蒙昧的中世纪的刚刚结束不久。欧洲白皮们刚刚捡起老祖宗们的东西重新学习。西方世界的文艺复兴还没有结束，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还没见到影子呢。距离布鲁诺被宗教裁判所活活烧死，还不到二十年呢。

　　 在欧洲白皮们身上野蛮人的皮毛还没有褪尽，还把洗澡看成是导致疾病会死的事情，并作为医学常识的情况下，把香水作为阻挡自己身上的恶臭手段，把高跟鞋作为躲避在城市中无处不在的米田共和污水的手段的情况下。这些白皮猪居然还把有着高等级文明的中华民族，当成是野蛮人。

　　 他们居然派了一群同样是浑身恶臭的，把放血作为唯一的医疗手段（西医把放血作为医疗手段使用了两千年。美国的开国总统华盛顿就死于放血疗法。1799年12月13日到14日，几位大夫，给华盛顿放掉了近2500毫升血，就是人体血容量的一半，导致华盛顿死于失血性休克。可以说美利坚的创始人华盛顿，死于自己和医生的愚蠢，俗称“笨死的”。世界上最权威的医学学刊，英国的《柳叶刀》医学杂志上的柳叶刀，就是指西医专用的放血刀）的传教士，来中国传播文明的曙光。

　　 王书辉可不是明王朝的士大夫。他们看到那些传教士说中文，穿中国服饰，读儒家经典，就认为他们是仰慕中华文明，心向教化的外夷蛮族。

　　 王书辉清楚的知道，这些传教士在骨子里是歧视和敌视中华文明的。从明王朝末期一直到现代社会的几百年里，这些西方侵略者的排头兵，对于中国和中华民族的态度从来没有改变过。他们是一直歧视和敌视中华民族和中国文明。

　　 耶稣会传教士克鲁士，在他出版的书籍《中国志》里的《一五五六年中国人受到上帝的惩罚》一章中，提到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发生在陕西的八级（或九级）超级大地震。单从文章的名字上就可以看出，无论这些西方传教士如何羡慕明王朝的富庶和繁荣，他们骨子里都是抱着对中国的敌视和嫉妒仇恨的。中国人在他们眼里始终是异教徒、野蛮人。所以，他们才会把中国发生的天灾人祸，幸灾乐祸的说成是上帝惩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