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相忆我家最早住在 A 城故乡区。那一带是城郊，平民区。住的是一间半草房，房产属于私人。那房子很破、很低，草顶多年未换，后墙倾斜着，靠三根木桩撑住。房东姓邹，是个怪老成的人，惧内。无论大事小事，家里家外，概由他女人一手遮天，说一不二。

　　房东女人四十多岁，又白又胖，长得不难看，爱打扮。整日打扮得体体面面的，东家西家串门子。她待人接物倒也随和，嘻嘻哈哈，仿佛对什么事都不往心里去，不计较似的。唯有一件事她是顶认真的——收房钱。每个月还差几天到月底的时候，她便走过我家来，扒着门框对母亲说：“老梁家的，这个月又快过去了呀！”似乎在感叹白驹过隙，时光流逝。

　　母亲就堆下笑回答：“房钱预备了呢！”

　　真亏得她月月叮嘱，我家的房钱是从未曾拖延过一天的。

　　我上三年级的时候，父亲随东北建筑工程公司调转到大西北，支援西北建设。父亲走后，家里的生活更拮据了。我向母亲要钱买两支铅笔或一块橡皮，母亲都迟疑，诘问，掂量再三才从兜里掏出角儿八分钱。然而房东的房钱照例一天也不曾拖延过。母亲是个刚强的女人。

　　第二年四月里的一天早晨，外面刮着五级大风，一阵比一阵刮得猛。

　　先刮断了电线，屋里顿时陷入昏暗。接着刮断了窗前一棵碗口粗的小榆树。当时，母亲正和我们几个孩子围着炕桌吃饭，忽听一声巨响，一根房梁突然断了，断茬像柄锋利的砍刀，悬在母亲头顶。母亲惊骇得面色苍白，一把隔着桌子抱过最小的妹妹，紧紧搂在怀中，呆呆地翻起眼睛望着那根断梁。我和弟弟躲到墙角，缩成一团，瑟瑟发抖……

　　是房东家砖砌的烟囱被风刮倒，砸在我家房顶上。

　　当天，房东女人就花钱雇人把烟囱重新砌起来了，比原先还高。而我家被砸塌的房顶，她却并不过问。

　　“这可怎么住呢？这可怎么住呢？”母亲怀抱小妹，瞅着露天的屋顶，反复地叨咕这句话。

　　我说：“叫房东家修，是她家烟囱砸的嘛！”

　　母亲立刻捂住我的嘴：“不许乱说！这房子咱们一搬过来就讲好的，自维自修。”

　　我知道，母亲怕得罪房东女人，又说：“那就雇人来修呗！”

　　母亲叹了口气：“哪来许多钱啊！你爸爸每月才寄四五十元钱，刚够养活你们这几只小狼的！”母亲很伤心，很难过，落泪了。

　　傍晚，房东男人下班后走到我家来，讷讷地对母亲说：“他大嫂，你们趁早另找住房搬家吧，指望我们修是没门了！你知道，我是个当家不主事的。她早就想把这房子卖了呢！碍着面子，没好意思对你吐出过这话。现在她可有了借口了！这女人啊！搬吧，搬吧！”

　　房东男人走后，母亲哭了。母亲不敢大声哭，怕房东女人听到起疑心说三道四，或者竟翻起脸来，将我们母子撵到露天旷地去过夜，也不是做不出来的。母亲一宿没合眼，翻一次身，叹一口气。第二天一早，母亲带着我和小弟小妹，来到了爸爸单位的留守机关。

　　在一间办公室，我们看见一个女人，坐在靠窗口的长条凳上。她五十来岁的样子，脸挺长，挺黑，挺瘦，头发抿到脑后，草草地挽了个鬏。衣服裤子都打了补丁，衣襟上有一小片油亮的污渍，想必是终日围着锅台转的结果。她的两眼又红又肿，显然刚刚哭过一大场，脸上泪痕未干，连鼻子尖都还红着。她见我们进来，略微移动了一下身子，把脸转向窗外，同时从兜里掏出条半干不湿皱巴巴的手绢，擦了擦眼睛。

　　留守机关的一位同志，听母亲讲述完了我们的处境，安慰说：“你先回去好不好？我们很快就派人到你家去了解一下具体情况，也许，我们可以做做房东的工作，出人出料把房子修修。”

　　母亲带着我们出来不一会儿，那个女人也出来了，在楼梯口赶上了我们。

　　“你男人也到大西北去了？”她问母亲。母亲阴郁地点点头。

　　“这仨孩子都是你的？”她逐个儿端详我们。

　　母亲又点了点头。她抱起小弟，一手领住我，和我们一块儿下了楼。在楼外台阶上，她放下小弟，对母亲怀中的小妹细瞅了几眼，说：“小丫头长得怪俊呢。”

　　母亲回以凄然的一笑。

　　她劝母亲：“大妹子，把心放宽点。人活在世上，谁也保不住一辈子摊上什么伤心事！你要是不放宽点心，焦急出个好歹，就苦了你这仨孩子了！”

　　当时，我幼小的心灵中，对这女人充满了感激。她虽然并没有给予我们什么实际的帮助，但毕竟安慰了母亲几句。我知道，世上有些人，是吝啬得连对别人的不幸施舍一点同情和怜悯都不肯的。

　　第二天，爸爸单位的留守机关果然来了一位同志，先到我家察看了被砸塌的屋顶和那根耷拉在半空的断梁，连口水也没喝，就到对门找房东女人洽谈。我和母亲也跟了过去。房东女人咬着肉嘟嘟的下嘴唇，看看母亲，又看看那位同志，寻思了半天，才慢吞吞地说：“房子嘛，我是卖定了的，谁说什么也没用。我等钱花。不过，我倒有个两全其美的主意，你们单位出钱替她把房子买下不就得了嘛！”

　　那位同志问：“你想卖多少钱？说个数我回去跟领导研究研究。”

　　房东女人一笑，伸出三个指头：“我们两家是多年的老房东房户了，给这整数就行！”

　　“三百？”

　　“三千！”

　　房东女人狮子大张口。那位同志听了，二话没说，转身就走。

　　母亲拉着我，也垂下头失望地往外走。房东女人在门口拽住母亲的袖子，悄声说：“老梁家的，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你可得缠住他不放松呢！买下了，房子就归你了！到时候大兄弟那面分了房子，你们往西北搬家把房子一卖，不是白捞三千元嘛！”

　　母亲叹了口气，什么都没说。房东女人立时拉下冷脸，鼻子里哼了一声，把门重重地关上了。隔天，房东女人就把出卖私人房产的告示贴到街上去了。在我家门上也没忘贴一张。

　　母亲又带着我们来到了留守机关。一走进我们来过一次的那个办公室的门，母亲就哇的一声大哭起来。我们几个孩子也都齐声跟着哭起来。上次见过的那个同志有点不知所措，一会儿劝妈妈，一会儿哄我们。他说情况他都知道了。他诅咒房东女人太刁，作为一个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他无论如何也不能让房东女人敲公家这样一大笔竹杠。

　　母亲哭哭啼啼地说：“那，叫我们大人孩子的住哪儿去呢？你总得替我们想个办法呀！”

　　“大嫂，你冷静点儿，我们是正在替你想办法的呀，不过，现在一时……”那同志为难地皱起眉，搓着双手。

　　“大妹子，搬到我家住去吧！今天就搬！”一个女人忽然插嘴说了这句话。

　　母亲停止了哭啼，扭过头去。我也停止了哭啼，扭过头去。上一次我们在此见过的那女人，从长条凳上站起来，走到我们跟前。她掏出手绢，挨个儿替我们擦干了脸蛋上的眼泪，还把小妹搂在怀里，亲了一阵。

　　而后，她轻声对母亲说：“大妹子，你先到我家去看看，要不嫌弃，今天就搬去吧！我家两间屋，可以给你们娘几个腾出一间。”

　　“这，这，你家人口也不少，还有个老公公，不合适吧？”留守机关的那位同志说，接着，又对母亲说：“这位大嫂姓陈，她男人也到西北去了，刚去不久，就因公……撇下她和两个孩子，还有个瘫痪的老公公。够困难的，我们正在联系给她找个什么工作……”

　　“别讲这些个了！”她打断那同志的话，拉住母亲的手，在母亲手背上轻轻拍了拍，说：“大妹子，咱们都是拖儿带女的人，谁也能体谅谁的难处。再说，我们男人又都撇家舍业的……”她眼圈又红了。

　　母亲泪汪汪地抓着她的手，不知说什么好。

　　“这、这……这可真叫我惭愧，这本来是我的责任，却……”那位同志很受感动。

　　……

　　陈大娘家住的也是两间草房，外加一间傍着山墙用土坯碎砖垒起来的“偏厦子”。她有两个男孩，一个比我大，叫正子，一个比我小，叫柱子。我家搬去之后，她就让两个孩子和爷爷住到一块，给我们腾出一间屋子。她自己，就在低矮阴暗的“偏厦子”里用凳子木板搭了个铺，跟炉灶水缸就伴儿。

　　她那老公公，已经七十多岁，脾气特坏。我们搬去那天，他躺在炕上用一口山东话大声咒骂：“我说正子他娘，这回男人可不在家了，没人管着你了，就做妖是不是？！你怎么敢给我领回几口人来住到家里？看我不爬起来打断你的腿！”骂得满院子里的大人孩子都听见，站在各家门口瞧热闹。那些大人，尤其那些女人，抿着嘴作出毫不掩饰的讥笑模样。那些孩子们，则学她公公的腔调互相骂着玩：“看我不爬起来打断你的腿！”

　　母亲尴尬得不行，恨不能叫搬家的车再把家具拉回去。我生平第一次体验到了那种无家可归、寄人篱下的卑微心理。

　　陈大娘被公公骂得满脸通红，用很抱歉的口吻对母亲说：“大妹子，别理他，叫他骂去，你就当没听见！我一天里不知要挨多少骂呢，没人理他，他骂一阵就过去了！”她走进屋去，细声慢语地哀求公公：“爹，你要生气，就打我吧，我站到炕边来给你打行不行？别骂了，叫邻居听见笑话咱家呢！那女人的丈夫和你儿子是一块儿到西北去的，她让房东撵出来了，拖儿带女的多可怜。遇到人在难处，咱们能帮就相帮一下有什么不对呢？咱们也有遇到难处的时候呀！”

　　对于丈夫的死，陈大娘守口如瓶，始终瞒着两个孩子和老公公，只是时常偷偷背地里落泪，或者在母亲面前述述心里苦衷。

　　“大妹子，你说往后的日子可叫我怎么过呢？那笔抚恤金总有一天要花光的，我不找到个工作干哪能行呢？可谁替我端屎倒尿地服侍老爷子呢？他虽说脾气不好，可老人总归是位老人啊，总是不忍心让他病在炕上受了委屈，他还能在世上活多久呢！”一天，陈大娘愁眉不展地对母亲说了这番话。

　　“她大嫂，别犯愁，有工作你就尽管放心出去干，家里的事儿我一概替你照应着！”母亲这样回答。她们两位做母亲的女人彼此之间的同情、安慰和相助，使我幼小的心灵极受感动。

　　不久，陈大娘果然出去工作了，在铁路上的一个什么厂子当翻砂工，据说那是很累的活。她每天早早地就带着半饭盒生高粱米和几块咸菜疙瘩上班，很晚才下班回家。工厂远，但她为了节省下车钱，天天都是走去走回，不论刮风下雨、大雪严寒。母亲忠实地履行着自己的诺言，一人操持两家的家务。

　　第二年，陈大娘的公公去世了。她十分悲伤，给公公从里到外做了簇新的装老衣裳，亲自给公公换到身上。还用白酒给公公洗了最后一次脸。入棺的时候，她虔诚地说：“爹，媳妇平日里有服侍不周的地方，您老多担待吧！逢年过节，媳妇忘不了给您老烧纸焚香，上供培坟……”眼泪，从她那干涩的眼窝里慢慢溢了出来。

　　院子里的几家女人，聚在一起悄悄议论“：这么个老爷子，死了还哭什么劲儿？早死一天，少受气，少挨骂，好像她还没当够受气包似的……”

　　又过一年，到了三年自然灾害的年头。那年我已念到小学五年级。饥饿真会使人做出蠢事来。我经受不住几十斤粮食的不可抗拒的诱惑力，涂改了购粮证，从母亲兜里偷出几元钱，到粮店去买粮。结果，粮证和钱当场被扣了。母亲万没想到我会干出这等事，把我狠狠打了一顿。之后，气得脸色铁青，犯了心绞痛的病。陈大娘下班后，得知这件事，慢慢在我家炕沿上坐下，愣怔了半天。

　　“孩子，过来。”她把我叫到跟前，瞅定我的脸说，“这就跟偷是一样的呀！”

　　我哇的一声哭了。

　　母亲从炕上撑起身子，对我说：“你给我丢尽人了！滚出去！不许回家！”

　　陈大娘平和地说：“孩子哭，证明他认错了。我领他把粮证要回来就是了。”

　　“这是你家的粮本儿吗？”粮店的人像审讯似的问。

　　“不，不是……”陈大娘摇摇头。

　　“那，这孩子是你家的？”

　　“不，也不是，是邻居家的孩子。”

　　“邻居家的？”对方不相信地端详了我一阵，又端详了陈大娘一阵，说，“那，叫你邻居来！”

　　“这……同志，谁来还不一样呢，孩子已经认错了，就原谅他这一次吧！”陈大娘低声下气地请求。

　　“光认个错就行了？”对方瞅了陈大娘一眼，把粮证放进抽屉，锁了起来。不管陈大娘再如何请求，他都不理睬我们。陈大娘只好沮丧地领着我出来了。到门口，听到那人在屋里说：“哼，八成她就是家长，怂恿自己的孩子干这种事！”听见这话，陈大娘在门外呆呆地僵立了半天。

　　她领着我慢腾腾地往家走，一句话都没说。走到我家门口，家里传出母亲嘤嘤的哭声。母亲是个要强的人，一定是因为我做了这么丢人的事，大大伤了自尊心。我真怕母亲兴许连寻死的心都会有。

　　陈大娘在家门外站住了。

　　“咱们再回粮店去。”她声音很低，可是语气很坚决。

　　“行……”我只讷讷地吐出一个字。

　　下雪了。西北风嗖嗖的，我的手和脚都冻僵了。粮店已关门，只留下一道窄缝。办公室亮着灯，有人值班。

　　我们推门进去，见一个人正从炉子下往外扒土豆。他抬起头，奇怪地问：“你们有什么事？”

　　“同志，就求您把粮证还给我吧！”陈大娘用乞求的语气说。

　　“粮证？”那人递过一把扫炕笤帚，“你们快扫扫身上的雪！坐到炉边儿来，烤烤火再说，看你们冻得可够呛！”

　　陈大娘替我打扫干净身上的雪，把我推到炉前，又拍打了几下自己身上的雪，将来意说明后，双唇抿得紧紧的，准备着无论对方怎样训斥都不开口辩护。

　　“唔，是这样。”那人沉吟一会儿说，“我不知道粮证放在哪儿了呀！”

　　“就在那张桌子的抽屉里！”我鼓起勇气说。

　　“是吗？”那人从裤兜里掏出钥匙，打开抽屉，取出粮证，“这个？”

　　“对，就是！”陈大娘伸出一只手，想把粮证一把夺过去的样子。可是那只手还没有摸到粮证，又缩了回来，说，“同志，你就还给我吧，孩子真的认错了，他妈气得不行，你要训就训我好了！”

　　那人说：“孩子知错就行了呗，还训什么，把粮证拿回去吧！”

　　陈大娘接过粮证，揣进兜里，拉着我往外就走，像怕粮证又被夺回去似的。走到门口，她又站住了，转过身来，问：“同志，这……不会使你担责任么？”

　　那人笑了：“这点主我还是做得了的。”他从煤炭里抓起几个热乎乎的土豆，走过来塞进我兜里，摸摸我的头，说：“记住，这样的事再也不能干了！”将我们送到门外。

　　天完全黑了。雪下得更大。

　　路上，陈大娘低声问：“记住那位叔叔说的话了？”

　　我无比羞愧地回答：“记住了。就是饿死，我也不做这样的事了……”陈大娘叮咛：“回到家里，要跟你妈也说一遍这话！”

　　雪接连下了好几天。住雪那天，正好是元旦早晨。用北方人的话说，那天“冷得嘎嘎的”。我们两家把面口袋里的面抖落到一块儿，包了一顿冻萝卜馅饺子。饺子刚下锅，院子里来了个讨饭的。几户邻居都把门插上了，讨饭的挨家挨户敲门乞讨，没一家理他。最后，他来到我们两家门前。

　　“给一口吃的吧，好人们，我三天没吃东西了，救一条命吧……”讨饭的在门外冻得瑟瑟发抖，哀声乞求着。

　　陈大娘从窗子向外看看那讨饭的，再看看锅里翻滚的饺子，又逐个儿看看我们两家大大小小、馋涎欲滴的五个孩子，最后，目光停注在母亲脸上。

　　母亲仿佛没有感觉到她的注视，转过身去，从墙角拿起笤帚，弯着腰扫着很干净的屋地。

　　讨饭的一直在门外哀苦地乞求着。

　　陈大娘走到门前，开了门，默默无言地把那讨饭的让进屋来。而母亲，这时已放下了扫地的笤帚，拿起了捞饺子的笊篱。

　　讨饭的一经陈大娘的默许在饭桌前蹲下，便如饿狼一般眈眈地盯着刚出锅的饺子。母亲看了他一眼，一声不响，将第一盘饺子递给了他。他一口一个，根本没嚼，顷刻吞光。母亲又递给他一盘，他又顷刻吞光。母亲愕然了，不禁瞥了陈大娘一眼。陈大娘轻微地叹了口长气。我们几个孩子不由也加快了吞吃的速度。

　　“给我一盘！”

　　“再给我一盘！”

　　“再给我一盘！”

　　我们同那讨饭人之间，为填饱各自的肚皮，展开了一场潜意识的竞争。

　　那讨饭的吃完第三盘饺子，忽然挨个儿盯视起我们几个孩子来。他不再瑟瑟发抖了。他眼中那种饿狼般的令人有点悚然的目光渐渐消失，眼神儿灵活起来，也柔和起来。母亲又递给他一盘十几个饺子，他接了过去了，一个也没吃，轻轻将盘子推给了小妹。

　　他忽然用那双肮脏的骨瘦如柴的大手捂住枯槁的脸，放声大哭，边哭边说：“我，我在和你们的孩子抢饺子吃呀……”他双膝跪在地上，接连磕了几个响头。慌得陈大娘和母亲同时“唉哟”一声，赶忙拉起他来。

　　他临走时说：“好人们，我一辈子也忘不了你们！”

　　陈大娘从炕上拿起自己上班穿的棉工作服，塞在他怀里，他无论如何不肯收受。陈大娘竟有些生气地说：“就你那身单薄的衣裳，饿不死也得冻死！”他才含着眼泪穿到了身上。

　　讨饭人走后，陈大娘说：“看样子是农村人。”母亲说：“像是。”

　　陈大娘说：“遇到这样的大荒年，没有农民养活，城里人不知会饿死多少！”

　　母亲说：“就是啊。”

　　她们在饭桌前坐下时，饺子已剩下不多了。陈大娘只吃几个，就放下了筷子，说是匆匆忙忙地包了顿饺子，现在饿劲儿过去了，一个也吃不下了。母亲也放下了筷子，埋怨陈大娘把饺子馅拌咸了，吃了几个就“齁死人”了。她喝了满满一大碗饺子汤。

　　自然灾害的三个年头总算熬过去了。被饥饿感压迫的人们都在生活中缓过口气来。我们两家的孩子也都长大了，母亲和陈大娘脸上经常流露出某种希望的微笑。可不久后，陈大娘却失业了。她所在的那个工厂下马了。她虽然辛辛苦苦在那个厂干了许多年，到头来却还是个临时工，被解雇了，只领到了几十元钱的照顾费。

　　为了生活的女人，尤其那些做了母亲的女人们，普遍具有一种令人钦佩的不肯向命运低头的精神。陈大娘用当年节俭下的丈夫的部分抚恤金，组织起一个加工棉胶鞋帮的街道工厂。为了这个小小的街道手工作坊的诞生，她四处奔波，同有关部门层层交涉，又动员家庭妇女们参加。这个生活在最底层的普普通通的女人，充分显示出一种卓越的组织和鼓动才干来。街道工厂终于宣告正式成立了。妇女们凑钱买下了某商店的一个废弃的仓库当厂房，各自从家中把缝纫机搬到了厂房里。一向花钱手紧的母亲，那天慷慨地给了我们几个孩子三元钱，叫我们买鞭炮到破仓库前去放。陈大娘受到妇女们的信任，以发起人的资格被推选为厂长。仅仅一年之后，那些妇女们便从这小小的街道工厂每月得到了很实惠的收入。她们有了相当可观的基金。陈大娘雄心勃勃起来，计划要在第三年修建一个像样的厂房了！

　　然而，她的计划还没有来得及付诸行动，“文化大革命”就在那一年开始了。这个小小的街道工厂，也未能幸免那股巨大的政治龙卷风的扫荡。

　　一天，一队红卫兵雄赳赳地开了来，声称这个小街道工厂也不能成为政治避风港。如果这里的革命群众不主动起来造反，揪出一至两个“微型走资派”的话，他们就将实施强硬手段，采取必要的革命行动了！胆小怕事的女人们纷纷把缝纫机又搬回家里去，不再来上班。这个小小的街道工厂面临倒闭的危机了。这无疑对陈大娘是一种巨大的打击。因为那是她的事业，她赖以维持生活的事业。一些不愿离开这个小街道工厂的女人们（她们和陈大娘一样，是把加工棉胶鞋当作养家糊口的事业来干的），三个一帮五个一伙来到陈大娘家，跟她商议如何拯救事业的办法。她们所有人出的都是同一个计策，要陈大娘当一回“微型走资派”，接受一次批判和游斗。表面看来有点所见略同、不谋而合的意思，实则她们在和她这位厂长商议之前，分明取得了一致。她们保证过后还照样把她当厂长看，说这样做实实在在是出于无奈，所谓周瑜打黄盖，不过是苦肉之计。

　　陈大娘沉吟了许久，问：“这样做，当真就能保住咱们这小厂吗？”她们异口同声地肯定地回答：“能！”

　　陈大娘说：“只要能保住咱们这小厂子，把我怎样都行。”

　　“为了像回事，要给你戴一顶高帽子。”

　　“戴就戴吧。”

　　“还得挂牌子。”

　　“那就挂。”

　　“还得剃鬼头。”

　　“剃。”

　　“抹不抹黑脸呢？不抹黑脸恐怕不行吧？”

　　“那……就抹吧。”

　　“游斗的时候，你手里还得拿个破盆。”

　　“嗯。”

　　“你得一边敲，一边自己说：‘我是走资派，我有罪，我该死。’你说吗？”

　　“我……说……”

　　就这样，像演街头戏一样，她，被那些女人们批判了一次，押到大马路上敲锣打鼓地游斗了几回。她是那么镇定那么从容地忍受了这一切。有次在街头碰见她的正子和柱子，她还对他们喊：“别贪玩了！回家把豆角择出来，等我回家做晚饭！”

　　正子和柱子，两眼泪汪汪地看着游斗妈妈的队伍走过去。

　　街道工厂可以继续办下去了。那些女人们却迫于当时的“革命形势”，不能实行她们保证继续让她当厂长的诺言。她非但不能再当厂长，而且因为事实上已经成为一个“走资派”（尽管是微型的，但到底属于走资派），连继续当一个工人的资格也被剥夺了。她第二次失业了。

　　这种打击将她彻底击垮了。她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一个石头一样的人。她整天面对镜子，注视着自己被剃了鬼头的人不人鬼不鬼的形象发呆，不说一句话。连我母亲的劝慰，似乎对她也不起什么作用了。母亲因此恨透那些女人们，提起她们就咬牙切齿，用最可怕的语言加以诅咒。那些女人们毕竟不全都忘恩负义，每到月底，她们之中便会有人主动给陈大娘送钱，或者亲自偷偷送来，或者打发孩子送来，有的送十元，有的送五元，也有的送三元两元。陈大娘一家，陷入了这种依靠施舍一般的困境。同院的人们都说：“这女人早晚有一天会疯。”那时，我的父亲已从大西北某城市来过信，说在那里已经申请下了房子，盼望我们速往团聚。母亲吩咐我给父亲回了一封信，信中说：“即使夫妻父子们一辈子两地分居，也不能在此时离开陈大嫂。”幸亏有我的母亲像亲姐妹一样关心着她，同情着她，照料着她……

　　又过了半年，二轻局所属下的一个工厂，看中了我们院子那块地皮，要在那里建一个二层楼的厂房，我们全院的人家便都成了动迁户。几户邻居，把动迁看成一个千载难逢的占大便宜的机会，提出各种各样非分的条件刁难厂方。厂方组成动员小组，挨家挨户说服动员，请求谅解，降低条件。可那几户人家形成了攻守联盟，任凭厂方好话说尽，他们早有一定之规。

　　动员组从我家和陈大娘家离去后，哑人一样的陈大娘，竟主动开口对母亲说：“大妹子，别人家不搬，咱两家先搬吧！这厂子是大集体，厂房盖不起来，生产不出东西来，那些工人们就开不出工资啊，咱们得为那些工人们想想。农民不种田，工人不做工，咱们这个国家是要垮的呀！真到那一天，孩子们都没指望过好日子……”

　　母亲一听陈大娘说出这番话，立时就搂抱住她失声哭起来，边哭边说：“陈大嫂，别人都说你会疯，今天听你这番话，还是那么明白事理！我听你的！咱们就提一个条件，只要还能让咱两家住一块儿作邻居，不管搬到哪儿，咱们二话不说就搬！”

　　厂方很快给我们找到了房子。我们搬家那一天，全院邻居都不帮忙，大人孩子都站在自家门前，抱臂旁观。一张张脸全都耷拉着，冷冷地瞧着我们装车，仿佛我们两家人在他们心目中全都是可耻的叛徒一样。

　　杜家的老太太，颠达着一双小脚，嘴里不干不净地指桑骂槐，骂我们两家准是受了厂方的贿赂，存心动摇他们的联盟，破坏全院的好事。母亲不屑于临分离再同那老刁婆大动干戈，装没听见，只是催促我们几个孩子快装车。

　　陈大娘走到那老太太跟前，和气地说：“他杜家奶奶，我没记错的话，您都七十三了，人过留名啊！”

　　那老刁婆，听了一怔，张张嘴还想骂出什么来，可能一时间再想不出什么骂人话了，便默默地悻然地闪进家里去了……

　　我们两家搬走之后，我和正子很快就一块儿下乡了。我每次回城市探家，一放下提包，就立刻到隔壁去看望陈大娘。在我第三次探家期间，陈大娘去世了。

　　母亲连夜赶做了一套新衣，替陈大娘穿上。母亲还替她洗了脸，梳了头，剪了手指甲脚趾甲……一个女人能替另一个女人的死所做到的一切事情，母亲都一丝不苟地做到了。

　　她死得很泰然，没有经受任何痛苦。她的遗容非常安详，嘴角挂着最后一抹微笑，那是对一切人一切事都予以宽容的微笑。

　　如今，陈大娘去世多年了，在闷热的夏夜，我记下这篇文字，向曾经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一个普普通通的、很黑很瘦的女人，表述我大的敬意和深的哀思。同时我真诚祈祷，在我和我的后代们身上，多多少少保留一点点陈大娘身上所具有过的什么，哪怕一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