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文章

　　朔尔

　　沈括的《梦溪笔谈》里，有云：“往岁士人，多尚对偶为文，穆修张景辈始为平文，当时谓之‘古文’。穆张尝同造朝，待旦于东华门外，方论文次，适见有奔马，践死一犬，二人各记其事以较工拙。穆修曰：‘马逸，有黄犬，遇蹄而毙。’张景曰：‘有犬，死奔马之下。’时文体新变，二人之语皆拙涩，当时已谓之工，传之至今。”

　　骈文后起，唐虞三代是不骈的，称“平文”为“古文”便是这意思。由此推开去，如果古者言文真是不分，则称“白话文”为“古文”，似乎也无所不可，但和林语堂先生的指为“白话的文言”的意思又不同。两人的大作，不但拙涩，主旨先就不一，穆说的是马踏死了犬，张说的是犬给马踏死了，究竟是着重在马，还是在犬呢？较明白稳当的还是沈括的毫不经意的文章：“有奔马，践死一犬。”

　　因为要推倒旧东西，就要着力，太着力，就要“做”，太“做”，便不但“生涩”，有时简直是“格格不吐”了，比早经古人“做”得圆熟了的旧东西还要坏。而字数论旨，都有些限制的“花边文学”之类，尤其容易生这生涩病。

　　太做不行，但不做，却又不行。用一段大树和四枝小树做一只凳，在现在，未免太毛糙，总得刨光它一下才好。但如全体雕花，中间镂空，却又坐不来，也不成其为凳子了。高尔基说，大众语是毛胚，加了工的是文学。我想，这该是很中肯的指示了。

　　七月二十日。

　　题注：

　　本篇最初发表于1934年7月24日《申报·自由谈》 。收入《花边文学》。在1934年的大众语论争中，有人主张言文不分。胡适在1928年的《白话文学史》中也有类似的观点，他说：“我们研究古代文字，可以推知当战国的时候，中国的文体已不能与语体合一了。”他的意思是战国以前文体与语体是一致的。鲁迅不同意这种观点，他在《门外文谈》中说：“我的臆测，是以为中国的言文，一向就并不一致的，大原因便是字难写，只好节省些。当时的口语的摘要，是古人的文；古代的口语的摘要，是后人的古文。”对认为大众语和大众文学“自然发生”，应该口上怎么说，笔下就怎么写的看法，鲁迅也不同意，他认为两者是有区别的。鲁迅赞同高尔基的说法。高尔基在《我的文学修养》中说：“不要忘记了言语是民众所创造，将言语分为文学的和民众的两种，只不过是毛坯的言语和艺术家加工的言语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