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花香自苦寒来”，温室虽好，但培育不出苍松翠柏。出身低微的人里未必就没有大才大德的人。以出身定终身，是选才的大忌。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有“相马失之瘦，相士失之贫”的说法。意思是，相马时看马瘦就把马排斥在千里马之外，识人时只要看其处于贫穷时就往往被错认为不是人才。公孙鞅是历史上有名的才子，但却差点被封建社会“以出身选人才”的偏见所埋没和扼杀。

　　当时，魏国国君魏惠王在战国诸雄四起中，很想图一番作为，因此也有招揽天下贤才之心，但却常被人的表面现象所蒙蔽，故始终物色不到真正有贤能的人。他重用嫉妒贤才的庞涓，孙膑于马陵设埋伏大败魏军，损兵折将十多万，庞涓葬身乱箭。

　　当时魏相公孙痤病危，魏王要求他推荐后继者。于是公孙痤向魏惠王举荐了自己的家臣公孙鞅，要魏惠王“以国事听之”，重用公孙鞅，而魏惠王因为公孙鞅是家臣的身份而看不起他，认为公孙痤是病重说胡话。公孙痤死后，魏惠王仍然拒绝任用公孙鞅，再加上一些嫉贤能者的陷害，公孙鞅只好投奔秦国。公孙鞅一人秦，就以霸道说于秦孝公，秦孝公正想称霸天下，公孙鞅所说正合其意。秦孝公大为赏识，并委以要职，掌握军政大权，实行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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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是一个公孙鞅，在魏惠王的眼里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小人物，而在秦孝公那里，却让他掌管朝政，成为一个改天换地的“大人物”，特别是他实行的两次变法，使秦国起了翻天覆地的根本性变化，也奠定了秦国富强与后来统一天下的基础。公孙鞅个人价值这种前后根本不同的鲜明对比，缘于魏惠王和秦孝公对他出身的态度的迥然不同。

　　“相士失之贫”，其实，除了一些生长在富贵人家的人以外，有真才实学者，在他们未被发现或未成名时，一般都处于社会的底层，甚至处于食不饱腹的贫困境地。因此贫困或低微不能说明人是否有才能。以出身来识人，有才也会被看成是无才，魏惠王就是这种凭地位高低来看人识人的人，所以就看不起公孙鞅，有大才也不知用，将他“输送”到秦国，最后自食苦果。

　　又如五代时后唐的创建者李存勖统一北方后，招人才以辅佐，要取门第高的人士为相，结果错用了豆声革、卢程等庸才。豆声革只会写一些歪诗，无其他才能。李称帝后，有人因豆是名家子弟向上推荐，被任命为行台右相。豆做事多错乱，任相后，不理朝政，却专心修炼以求长生不老。

　　卢程虽然是进士，却无实际才干，甚至连文书都不会起草，李即位后，因他要找士族任相，结果连文书都不会写的卢程被任为宰相。卢程虽然治国无能，但很会作威作福，他出巡时，高坐轿上，“所到州县，驱率丁夫，长吏相迎。”李存勖政权不固，兵败致死，是由于他昏庸荒淫，但其用人不当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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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相反的例子。汉高祖刘邦出身农民，被人看不起，但他在与项羽争夺天下的战争中，之所以打败了项羽建立了自己的基业，是与他身边一大群优秀的人才分不开的。刘邦常以自己的谋臣、猛将自豪。事实确实如此，刘邦身边的功臣猛将来自于社会的角角落落，而且其中不少是出身低微的人。例如张良是破落贵族，周勃是吹鼓手，娄敬是车夫，陈平是游客，韩信是流浪儿，郦食其是穷书生等等，并且在这些人当中还有许多是从敌人中争取过来的。刘邦对这些三教九流的人物，不仅没有拒之门外，还公开宣称自己不如他们。他这种选才的策略和用人的原则，使他拥有了战胜项羽的人才优势，最后终于一举夺得天下。

　　话说回来，在封建社会，大地主、贵族豪门控制了国家政权，为了巩固他/们的既得利益，在封建世袭制度的保护下，在选人的问题上不可避免地采用了一条出身门第、任人唯亲的人事垄断政策。尽管在历史上，一些有头脑、有抱负的英明政治家有过“不以出身选人才”的成功范例，但毕竟是凤毛麟角。

　　今天，我们所面对的是一个全新的制度和社会，因此完全能够避免以出身取人的作法，不拘一格选出真正的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