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江桥（玉津桥）

　　1980年，在望江楼公园与府河对岸的龙舟路之间，曾经架有一座只供行人通过的古色古香的砖石结构的双曲拱桥。因为这里曾经是过去的玉女津，因而取了一个很文雅的名字叫玉津桥，但是没有流行和使用，大家都把它叫作望江桥。1999年防洪部门预报该年可能有百年不遇的大洪水，为了不阻塞河道，遂将该桥撤去，这座桥只使用了18年。

　　20世纪80年代望江公园鸟瞰 杨显峰提供

　　清末雷神庙中的阁楼 杨显峰提供

　　锦江岸边望江楼公园地区原来是江边一处重要的水码头，本名叫玉女津，既有少数的房舍与店铺，也有一些林木，还有一座清嘉庆十九年（1814）由四川总督常明修建的雷祖庙（也称雷神庙，旧址就在今天望江公园中薛涛纪念馆）。在雷祖庙侧有一口水井，水质清冽，在明代以前也被称为玉女津。自唐宋以来，成都造纸业的主要地区都在今天的浣花溪至百花潭一带，著名的薛涛笺就是用浣花溪水制成的。到了明代，百花潭淤积，水质不佳，蜀王府就在玉女津设立了一个制作笺纸的作坊，用清冽的井水仿制闻名已久的薛涛笺。过去曾有《竹枝词》记其事：“一泓秋水色澄鲜，十样翻新出井边。绝似美人颜色好，诗成争擘浣花笺。”由于受一些诗人墨客所写的怀念薛涛的诗作影响，时间一长，这口水井在明代就被误称为薛涛井。清康熙三年（1664）成都知府冀应熊在此立了一个刻有“薛涛井”三个大字的石碑，周围的一些建筑也逐渐被附会为薛涛故居。不过这种误解在一些了解薛涛史事的学者们心中是很清楚的，清代著名学者兼诗人李调元在他的《薛涛井》一诗中就是这样写的：“不见薛笺惟见井，琅玕万个绿阴阴。何人刻竹留题满？我欲编诗入笑林。”

　　薛涛井水的知名度在成都一直保持了几百年，明代以制笺闻名，清代以制酒闻名（清代曾有作坊在这里取井水酿酒，而且名字就叫薛涛酒，今天的全国名酒全兴大曲的初创期也曾专门取这口井中的水酿酒，所以有《竹枝词》说：“枇杷深巷旧藏春，井水留香不染尘。到底美人颜色好，造成佳酿最醺人。”）。一直到清末，薛涛井水仍然是官府招待外来重要官员的专门饮用水，是总督府泡茶的必用水。清末的《成都通览》说它“井水甘洌，为成都第一泉”；“城外之井水，以望江楼之薛涛井为第一，上年秋闱（指全省的科举考试）之试官及委员，均饮此水”。据前辈回忆，民国时期成都的著名茶馆，如少城公园的鹤鸣、东大街的华华、春熙路的饮涛，都是雇专人从薛涛井中挑水或用板车运水以供泡茶之用。

　　1908年的望江楼 ［英］威尔逊摄影 杨显峰提供

　　1926年的望江楼 ［日］岛崎役治摄影 杨显峰提供

　　望江楼前的玉津桥 20世纪80年代 陈道洋摄影

　　薛涛是唐代诗坛上最负盛名的女诗人，虽然出生在长安，但是自幼便随父亲薛郧来到成都。她在成都长大成人，作诗制笺，交友成名，卒于成都，葬于成都，所以在文学史上都称她为成都女诗人。她在成都的故居本是在今百花潭一带，但因为她利用当时成都在全国最为高超的造纸技术，亲手制作了一种远近闻名的彩色诗笺，被后人称为薛涛笺，而明代的蜀王府又在玉女津仿制薛涛笺，于是玉女津地区就与薛涛发生了愈来愈多的联系，不仅有了薛涛井，在与望江公园一墙之隔的四川大学校园内，原来还有一座薛涛墓。笔者在川大生活时曾经多次在墓前流连（薛涛墓在宋代就有记载，川大校园中的薛涛墓虽然已被证明不是真墓，但是在1883年还有“浙西沈寿榕”主持的重修，立有石碑，仍然是一处纪念地。此墓在1970年初毁，2006年全毁）。由于几百年来有愈来愈多的薛涛崇拜者来此凭吊，这里与薛涛有关的各种纪念性建筑愈来愈多，就作为纪念薛涛的文化活动中心。直到今天，望江楼公园仍然是全国唯一的薛涛纪念地，全国性的薛涛研究会就设在这里。1984年，望江楼公园内塑造了薛涛的汉白玉雕像，设计者是温昌绪。

　　薛涛井 1934年 庄学本摄影

　　清人绘制的薛涛像

　　成都诗婢家仿制的薛涛笺

　　玉女津原本有一些接待旅客的休闲性的建筑，在明代时就已经有了一座临江之楼，明代著名的成都籍文学家杨升庵就曾经在《江楼曲》中写过“江上楼，高枕锦江流”。此楼在明末毁于战火。清嘉庆年间，成都的地方官在这里修建了一些纪念薛涛的楼阁。清光绪十二年（1886），由马长卿发起并主持事务，由一批成都士绅募款，经各府州县推荐遴选，由崇宁县唐昌镇的木工杨前生、杨燕如叔侄二人设计并充任正副掌墨师，在这里修建了著名的崇丽阁。其得名来自晋代文学家左思的《蜀都赋》：“既丽且崇，实号成都。”崇丽阁于光绪十五年（1889）建成，共有4层，通高27.25米，全木穿斗式结构，没有一颗钉子，是清代成都城区最高的建筑，也是多年来成都的标志性建筑之一。由于杨前生为此楼的修建立下了赫赫功劳，当时的四川总督刘秉璋破例特赐他以“木秀才”的顶戴殊荣。2009年10月23日，望江楼公园举办了首届望江楼古典文化艺术节，以庆祝望江楼建成120周年。

　　谈到崇丽阁等建筑的修建，我们不应当忘记马长卿。

　　马长卿 华阳人，出身富商，光绪五年（1879）举人，曾官至直隶州知州。但是他对仕途兴趣不大，而是回到家中经营实业，成为当时成都最著名的商人，织机帮（即织锦业）巨头，并开有大型绸缎与百货铺，在宜昌、汉口、上海等地都有商号，时人誉之为“成都之卓、郑”（按：指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的蜀中巨富卓王孙、程郑）。他一生热爱公益事业，特别热爱园林景观的修建。他不仅倡议并主持修建了崇丽阁，捐款数他第一，以后又继续捐款主持重建了望江楼公园之中的濯锦楼、浣笺亭、吟诗楼，新建了五云仙馆，还凿有流杯池。在修建崇丽阁的同时，他还修缮过万里桥。民国《华阳县志》卷二十八在《万里桥》中记载说：“光绪中，县人马长卿复加营缮，虽制无更变，而坚固逾昔，于今利赖也。”在他的晚年，还在遇仙桥畔修建有当时成都西郊最著名的园林名胜马家花园。

　　崇丽阁自建成以来，已经进行过四次全面维修（最大规模的一次在1993年，解决了因为地基下沉引起的楼体倾斜问题），1928年正式辟为“成都郊外公园”。新中国成立以后，于1953年更名为望江楼公园（成都人一直简称为望江公园，但是它的正式名称只能是望江楼公园），并设立了“薛涛资料陈列室”。经过了多次的扩大与补建，现在的望江楼公园不仅是纪念薛涛的胜地，还是全国竹类种植面积最大、品种最多的公园，栽培有各种竹子两百多种，终年浓荫蔽日，摇曳多姿，吸引着无数的中外游客。

　　崇丽阁（望江楼） 1959年 牟航远摄影

　　自从崇丽阁建成以来，成都人几乎从来不把它叫作崇丽阁，而是叫作望江楼。这种俗称之所以广为流行，是因为有一种见诸记载而且流传很广的说法。说是崇丽阁建成之时，四川总督刘秉璋在此大宴宾客，以资庆祝。酒酣耳热之际，刘秉璋出了一个上联求对，即“望江楼，望江流，望江楼上望江流，江楼千古，江流千古”。这个上联当时无人对出下联，但是很多人都想对出有水平的下联，于是望江楼的名字也就随着这个上联而广为流传，从而代替了崇丽阁的本名（顺便在此说明的是，这个上联至今仍然没有人能够对出可以与上联匹配的下联）。在没有汽车与火车的时候，成都人要走出盆地、走向世界的最主要交通工具就是锦江中的木船，无数成都人背井离乡与亲人告别的地方就是锦江上的水码头，无数成都人在崇丽阁上望过顺江而去的船只，盼过远在天际的帆影。所以笔者认为，崇丽阁在大多数成都人的心中不是用来吟诗的，而是用来望江的，用来望江上的亲人的。因此，望江楼的名字肯定会在人们的心目中留下更多更深的印象，望江楼这个名字的流传，应当是人们内心的种种深情的自然流露。关于这一点，清人冯骧在他的《江楼竹枝词序》中说得很好：“望江楼，胜境也。西接岷江，东通夔万，揽益州之胜景，据长江之上游。楼阁高标，云山环绕，水波浩瀚，沙鸟纷飞。每当春和景明，天清气爽，骚人墨客，因选胜而遥临，绿女红男，共寻芳而缓步。此凭栏而载酒，彼破浪而乘风，其胜概豪情，盖与登楚之黄鹤楼、湘之岳阳楼，无以异也。”

　　1912年，著名学者吴虞应邀去乐山，他曾经记下了行船的途程：第一天中午在安顺桥登船，到薛涛井登岸，望江楼下喝茶宴饮。第二天一早登船，到苏码头上岸用餐，然后继续航行，水上有点逆风，当晚在张家坎夜泊。第三天仍是一早开船，在刘家场用餐，午后三点即到乐山。从他的行程看，水上行程不到两天，每天用的是两餐。

　　稍为年长一些的成都人都会记得，过去成都每年端午节时，有热闹的赛龙舟、抢鸭子民俗盛会，也都是在望江楼公园外面的锦江上举行的。直到在九眼桥下新建了橡皮坝之后，这一活动才向上游迁移，改在今天的安顺廊桥上游举行。

　　自古以来，锦江就是成都人餐桌之上各种鱼类源源不断的供应者。笔者从老一辈成都人的回忆中所知：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初，妇女在河边洗衣，衣服里能裹到鱼；男人在河里游泳，脚板能踩到鱼；小孩在河边玩耍，青苔里能捡到鱼；挑夫在河边挑水，桶里能装进鱼……有一次在望江楼下，两个游泳的小伙子从河堤石缝里一次捉了三四十条一尺多长的鲢巴郎。另一次是在蓥华寺（旧址在原来的十九中、今天的田家炳中学）的河边发现了一条卡在下水道中不能游动的大鲤鱼，当地居民用锄头把大鲤鱼挖死以后才取了出来，然后抬到猪肉案桌（即肉铺），就像杀了大肥猪一样肢解瓜分，一人分到十几斤鱼肉。

　　由于锦江水量愈来愈少，望江楼下已多年未见船影了。成都市有关部门一直在努力想法恢复沿锦江东下的航运，哪怕是船只不再载货，形成一条旅游航线也好。

　　望江楼下的渡船 194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