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眼桥附新九眼桥

　　九眼桥是成都东南角最重要的、也是近代成都市区内保存年代最古老、规模最宏大的桥梁，长期有成都“东南形胜”之誉。

　　清代九眼桥 ［法］杜满希提供

　　九眼桥这个位置的锦江河段，是古代成都最重要的水运码头，载客载货的船只与上船下船的车辆、行人不少，所以很可能自唐宋以来就应当有桥，只是今天已经见不到有关的记载。根据明代天启年间的《成都府志》记载，从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起，在四川布政使余一龙的主持下，花了五年时间在这里建成了一座宏伟的石拱桥，因为地处两河汇流之下游，江面宽阔，所以名为洪济桥。“桥成，为洞者九，纵四十丈，横四十尺。远而望之，虹舒电驰，霞结云构，若跨碧落而太空为门；俯而瞰之，飙涌涛舂，鲸飞鲵走，若驾溟渤而巨浪为溜。”明天启年间改名为锁江桥。清乾隆五十三年（1788）在四川总督李世杰的主持下又做了一次补修。因为桥下有九个桥洞，民间一直称为九眼桥，但是以洪济桥得名的街名至今仍保留着，就是桥北的宏济路。

　　这座古老的石拱桥一直使用到新中国成立以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长度是90米，宽度是10米），行人往来不绝，而且通行汽车。1953年进行了一次大修，加修引桥并将拱背的坡度减小，铺了沥青。1959年和1966年又进行了两次维修，在两侧加宽了人行道。随着成都经济的迅速发展，古老的九眼桥实在不堪重负，1986年在老桥上游14米处新建了半立交的新九眼桥。新桥的主桥长88.41米，引桥长26.21米，桥宽40米。由于建了新桥之后，老桥已经失去了交通的功能，多个桥墩又不利于泄洪，遂在1992年被拆除。

　　20世纪80年代初的九眼桥 成都市府南河管委办资料 周筱华提供

　　古老的九眼桥被拆除之后，成都不少人就此事提出了批评意见，认为九眼桥是成都名胜，应当作为历史文物而在新建的大桥旁边被保护下来（这种新旧并存的格局曾经存在了6年），而规划部门则认为新旧两桥并存对防洪不利。为了对两种方案进行一个合理的折中，2000年就在需要建桥的河滨印象小区的府河上新建了一座与九眼桥相似的桥，用以保留九眼桥在人们心中的记忆，而且就命名为新九眼桥。

　　九眼桥南岸一带长期都是锦江中的重要水码头，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仍然还有若干船只停泊着，船中的主要货物是家家需要的木柴。

　　九眼桥因为邻近郊县，所以这里曾经是成都最有名的“人市”之一，过去不知有多少贫苦人家在走投无路之时被迫在这里卖儿卖女。新中国成立以后，所有的“人市”都被取缔。改革开放之后，成都最早的自发的劳务市场也是出现在九眼桥上游的北岸，由政府进行了规范化管理之后，就正式命名为九眼桥劳务市场。为了有更大的空间和更有效地管理，这个劳务市场后来被迁往东二环之外的郭家桥地区。由于九眼桥劳务市场这个名称实在是影响太大，新的劳务市场虽然已经远离了九眼桥，人们仍然把它称为“九眼桥劳务市场”。

　　九眼桥劳务市场 1995年 杨永琼提供

　　成都人一提到九眼桥，就会与四川大学联系起来，因为位于九眼桥侧的四川大学已经在这里办学60多年了。

　　四川大学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1896年创办的四川中西学堂，地址在总府街以南的三圣祠街。1902年，四川中西学堂与著名的尊经书院、锦江书院合并为四川通省大学堂，完成了四川高等教育的古今交替，成为四川省的最高学府，学校校址为南较场原来的尊经书院旧址。在经过与其他几所学校的几次合并之后，发展为1931年成立的国立四川大学，设4院11系，还有两个专修科，是当时我国13所国立大学之一，也是西部唯一的国立大学，校长是王兆荣。国立四川大学的校本部在原来的贡院（即成都人所称的“皇城”），还有一部分设在南较场。抗战爆发之后，为了躲避日本侵略者的轰炸，学校于1939年9月迁到峨眉山继续办学，校本部和文学院、法学院、师范学院设在伏虎寺，理学院设在保宁寺和万行庄，教职员宿舍设在报国寺，新生院设在鞠槽将军府。1943年初开始迁回成都九眼桥侧的新校区。

　　刚建成的四川大学新校园 1943年 ［英］李约瑟摄影 杨显峰提供

　　四川大学新校区始建于1937年6月6日。新校区的选址是对狮子山、南台寺、白塔寺等几处地方考察比较之后确定的，新校区的建设是在当时的校长任鸿隽的主持之下进行的。任鸿隽仿武汉大学在城外建校的成功先例，将难于发展的城内贡院的土地向四川省政府换来了锦江边的2270亩农田（川大原来的农学院就设在这里），向国民政府教育部与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筹得4150万元经费，聘请著名建筑师奚福全与吴颂声主持设计。从第一批建筑图书馆、数理馆、化学馆开始修建，一直到1947年，修建和接收旧房的改建才基本结束，从九眼桥到三瓦窑，连绵十余里。任鸿隽不仅是四川大学新校区的奠基人，也是从成都走出去的我国最著名的科学家之一。

　　任鸿隽

　　任鸿隽（1886—1961） 成都人（生于垫江），1908年赴日本留学，一边学习化工，一边参加民主革命，曾任同盟会四川分会会长。四川保路运动发生后，他在日本写出了著名的《川人告哀书》和《为铁道国有告国人书》，并立即回国。回国后，与吴玉章、杨杏佛同任孙中山先生秘书。辛亥革命后他因受袁世凯的迫害而远走美国留学，获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学位。1915年，他与杨杏佛、赵元任、秉志、周仁等人创办中国科学社并出任社长，为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他还先后出任了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专任秘书和干事长，利用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推进我国的教育事业。他与胡适等共同筹建了北京图书馆，与蔡元培等共同筹建了中央研究院。1935年，四川省聘他出任四川大学校长，他立即回到了家乡就职，并对长期基本上处于盆地内封闭状态的老川大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造，向全国礼聘名师，从全国招收优秀学生。选址征地2270亩修建锦江畔的新校区，是他对四川大学所做出的重大贡献。因为他的夫人、著名世界史学者、中国第一个女教授陈衡哲（她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位女作家与诗人，笔名莎菲）撰写了《川行琐记》《四川印象记》等文批评了四川社会生活的若干弊端，引起四川守旧派人物的忌恨并迁怒于他，使他难以继续施展抱负，乃于1937年6月主持了新校区的奠基典礼之后辞去川大校长职务（继任校长是他的好友张颐，他的一系列建校方针由张颐继续完成），应蔡元培之邀去中央研究院任干事长。1949年，他应邀参加了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晚年还担任了全国政协委员、中央人民政府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上海市科联主任委员、上海图书馆馆长。

　　任鸿隽、陈衡哲夫妇

　　四川大学（包括其前身）作为四川省最早和最重要的大学，多年来既有很多名师在此执教，也有很多著名人士在此学习。1906年至1908年，朱德（当时名朱建德）在四川高等学堂体育科甲班读书。1912年，郭沫若是四川高等学堂正科二部的学生。1922年至1924年，辛亥革命元老、著名的老一辈革命家吴玉章担任过成都高等师范学校的校长。1926年至1931年，著名的民主革命家，以后担任民盟中央主席、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的张澜曾经担任成都大学校长，上述几个学校都曾是四川大学的前身。著名学者朱光潜、钱穆、周太玄、吴大猷、张奚若、肖公权、潘重规、刘大杰、向楚、林思进、庞石帚、赵少咸、谢无量、蒙文通、刘鉴泉、卢冀野、钱崇澍、吴君毅、魏时珍、李珩、徐中舒、丁山、闻在宥、冯汉骥、缪钺、罗念生、熊佛西、卞之琳、桂质柏、张文裕、彭迪先、杨东莼、陶大镛、张怡荪、柯召、杨允奎、杨开渠、方文培、吕子方、刘承钊、袁翰青、侯光炯等都曾经在学校任教。

　　四川大学正门 1958年 杨永琼提供

　　1944年四川大学校园内出土的唐代印刷品《陀罗尼经咒》

　　1944年4月，四川大学在邻近锦江的校园内修建道路时，发现了一座唐墓与三座宋墓。在唐墓的死者骨架臂上的空心银镯内发现了一个用蚕茧、桑皮、麻、檀木浆混合制作的纸卷，纸上是刻印的梵文《陀罗尼经咒》，右边首题汉字一行“成都府成都县龙池坊□□□近卞家□印卖咒本”。主持发掘的冯汉骥老师（当时正在川大教授考古学）经研究后确定这件印刷品的刻印时间应当在公元757年到907年之间，是目前保存在我国国内唯一的一件唐代印刷品实物，也是全世界可以明确刻印时间与地点的两件最早的印刷品实物之一（目前全世界发现的唐代印刷品还有几件，但是都无刻印地点的明确记载，有记载的两件都是刻印于成都，这是成都作为全世界最早的印刷术中心的铁证），是极为珍贵的国宝。

　　新中国成立以后，经过院系调整，原来的四川大学分出了部分院系，与其他学校部分院系新开办了成都工学院、四川农学院和四川师范学院。正式成立于1954年的成都工学院在1978年改名为成都科技大学。1994年，四川大学又与成都科技大学合并为四川联合大学。1998年，四川联合大学又与华西医科大学合并为新的四川大学。新的四川大学现在有望江校区、华西校区和江安校区三个校区，占地面积7000多亩，现有本科生近4万人，硕士博士生近2万人，此外还有成人高等教育学生和网络教育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