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氏第十六

　　祸起萧墙：团队发展的前提是内部稳定

　　季氏将伐颛臾。冉有、季路见于孔子曰：“季氏将有事于颛臾。”

　　孔子曰：“求！无乃尔是过与？夫颛臾，昔者先王以为东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为？”

　　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

　　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陈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颠而不扶，则将焉用彼相矣？且尔言过矣，虎兕出于柙，龟玉毁于椟中，是谁之过与？”

　　冉有曰：“今夫颛臾，固而近于费。今不取，后世必为子孙忧。”

　　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为之辞。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今由与求也，相夫子，远人不服，而不能来也；邦分崩离析，而不能守也；而谋动干戈于邦内。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

　　这是一段生动的对话，从中产生了很多名言警句，比如“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既来之，则安之”“祸起萧墙”。

　　这节讲的是孔子晚年回到鲁国以后发生的事情。季氏代表的是季康子，孔子的学生冉有和季路都是季康子的家臣，而且职位很高，是当时非贵族人士所能做到的最高职位。

　　颛臾是一个小城，在蒙山那个地方负责祭祀的小部落。

　　季氏将对颛臾发兵。冉有、季路来见孔子，跟孔子讨论这件事。

　　孔子说：“冉求，这难道不是你的过错吗？以往先王安排颛臾负责在东蒙山祭祀，而且它在咱们鲁国邦域之内，是鲁国的属国啊。要打仗的话，应该对外，怎么打自己呢？”

　　冉有曰：“我们俩都不愿意，但是季康子特别想去打颛臾。”

　　孔子接着与两位弟子分析辩论。

　　他提到了“周任有言”，有一种说法称周任是古代的一个很著名的人，但是无处可考，不知道他有什么事迹和故事。我觉得可能是“周人”，就是周朝的时候有人说过这样的名言。

　　孔子说：“周人曾经说过一句话：有本事，你就吃这碗饭，进入这个班列，当值做臣；做不了，不能够解决问题，你就别当这官了。比如一个盲人，遇到危险的时候不去保护他，要摔倒的时候不去扶着他，要导引盲者的相有什么用呢？现在季康子将要做这么危险的事，你们作为辅佐之臣不能劝阻，那你们有什么作用呢？而且你说得也不对，老虎、犀牛从笼子当中跑了出来伤人，宝贵的龟甲和玉石装在盒子里却被摔碎了，是谁的过错？难道能够说是笼子不牢固，或者老虎和犀牛不温和？难道能说是盒子保护能力不够，或者龟甲和玉石不够坚固？这不是看守的人出了问题吗？”

　　孔子说到这里，冉有说了实话，他心中很清楚为什么要拿下颛臾。

　　冉有说：“颛臾这个地方城墙坚固，易于防守，又靠近费县，现在不把它拿下来，今后可能会给季氏带来威胁。费县是季氏的边界，季氏的家臣公山弗扰曾经在费县这个地方盘踞、反叛过。”

　　孔子说：“君子最讨厌那些不说自己想要，还文过饰非，找很多借口来掩饰自己想要的人。我听说，无论是诸侯还是大夫，不担心财富的多少，只要大家的财富差不多，国家就不容易乱；人口少不要紧，最怕的是不安定。如果我们国家内部的人能够把自己的欲望控制好，像季康子这样的人假如不去折腾事，不要有那么强的欲望，大家的财富基本是平均的，就没有所谓的穷人。如果我们是和睦相处的，就没有所谓的人少。我们和谐相处，安定团结，就不会打仗。我们以仁德治国，做到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远方的人自然就会被招来归附于我们。既然把人招来了，就妥善安顿他们，让他们安定，在这个地方踏踏实实地生活下去。子路、冉有，你们两个人给季氏做家臣，不能让像颛臾这样稍远一点地方的人来归附；内部分裂，不能够保持安定统一，而打算在自己国家里边开战，以求解决问题。我担心季孙氏最大的威胁根本不是颛臾这样的小地方，而在鲁国内部。”

　　萧墙，也叫影壁，古代宫室内作为屏障的矮墙，进院就能看见。祸起萧墙之内，就是灾祸从自家内部引发。

　　孔子一语中的，最后季孙氏遇到的最大问题，是家臣叛乱，像阳虎、公山弗扰都是季氏的家臣。

　　这一段，孔子表面上是在批评他的学生冉有和季路，实际上讲的是近悦远来的道理。近者悦、远者来，实现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这是孔子的政治理念。

　　天下有道：遵循管理制度才能走得更远

　　孔子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

　　孔子说，如果天下有道，政治清明，那么制定礼乐、征伐战略，都是由天子来主持。如果天下无道，整个世道乱了，那么礼乐征伐则由诸侯把持。

　　东周的时候，周天子大权旁落，春秋五霸把持天下，纷争四起，战乱频发。

　　如果礼乐征伐都是从诸侯出的，最多传下来十代，差不多就没有了。

　　更糟糕的是连诸侯都没有权力，比如像鲁公，基本上没什么权力，都是大夫说了算，也就是季孙氏说了算，那么“五世希不失矣”。

　　季文子得政以后，到桓子也就是五世，最后他们被家臣阳虎所囚。整个季氏内部发生了叛乱。阳虎权倾一时，基本上到第五代也就不行了。

　　“陪臣执国命”，大夫的家臣叫作“陪臣”，这句话的意思是“像阳虎这样的人造反”。

　　“三世希不失矣”，最多三代，一定消亡。

　　孔子分析，如果天下有道，那么政权不会落到大夫手里；如果天下有道，老百姓也不可能议论纷纷，没有那么多糟糕的言论。

　　中国历史上对于风闻很重视，尤其是宋朝，有谏官制度。谏官的责任就是收集市井风闻，听到民众对皇帝提出了批评，或者对大臣提出了批评，都可以上朝启奏、弹劾。因为庶人议与不议，关乎天下是否有道。

　　子孙微矣：团队管理忌讳越权做事

　　孔子曰：“禄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于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孙微矣。”

　　这节跟上一节连起来理解，意义深刻。

　　孔子在这节论述了如果礼乐征伐都不断地层层下沉，一直到陪臣执国命的话，三代就要没落了。

　　这里孔子说“禄之去公室五世矣”。“禄”就是权力、权柄，比如能不能够掌控人事调动，能不能负责国家战略。“禄之去公室”，就是权力离开鲁公。“五世矣”，已经差不多五世。

　　“政逮于大夫四世矣”，“逮”是及的意思，政权落到大夫手中已经有四代了。根据前面说的十世、五世、三世的道理，所以孔子断言“三桓之子孙微矣”，掌握鲁国政权的这三个大夫的子孙会越来越衰微。

　　破坏了君臣之礼，破坏了以礼治国的施政举措，对所有人都是一种伤害。三桓只觉得自己当下是受益者，却不知道底下的人也会跟着学，阳虎之类的人也会反叛他们。

　　有人也许会问：难道不应该提倡授权吗？领导者把权力委托给各级管理者，国君领导各级官员，发挥更大的作用不是更好吗？

　　要注意，授权不是篡权，两者是有本质区别的。授权是君王调动起官员的积极性，希望他们能够帮自己干活，但官员需要明白自己的责权边界。

　　篡权是“挟天子以令诸侯”，国君的很多政令不起作用。这样整个组织就陷入了内斗，大量官员拉帮结派，有的是为了权力欲望，有的是为了自保而迫不得已。

　　在我们当下，孔子的言论也很有实际意义。比如有办公室政治的公司，你争我夺，明争暗斗，权力更迭让人目不暇接，必然摆脱不了“子孙微矣”的结局。

　　益者三友：良性人际关系能帮助进步

　　孔子曰：“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

　　益者三友和损者三友的说法影响深远而广泛。

　　孔子说，对自己有益的朋友有三种，而损友也有三种。

　　“友直，友谅，友多闻”，指朋友正直，朋友诚信，朋友掌握的知识很多，这三类是有益于自己成长的朋友。跟这样的朋友在一起，能够丰富自己，帮助自己不断地提升、进步，自己也能够主动地从朋友身上学到很多。

　　有人说当代交友有如下原则：要么有趣，要么有信息量，要么给自己带来情感支撑。如果一个朋友既有趣，又有资源，还能够给你带来情感支撑，那就太难得了，就是益友。

　　有人要求益友要兼备这三个要素，就是说既要正直、诚信，还要学识过人。这样理解未免太苛刻，交朋友的空间会很狭小，可能交不到几个朋友。孔子说的原则中，只要满足一个，就是能帮到自己、值得结交的朋友。所以，益友三要素是并列的关系，不是串联的关系。

　　损者三友，“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便辟”就是谄媚，喜欢说好听的话，拍你马屁，让你高兴。“善柔”指口是心非，不讲自己的内心话，总是装着，你在他眼中就是岁月静好，什么问题都没有。但是，不管对谁都是一团和气往往就不能仗义执言。“便佞”指巧言令色、花言巧语。以这三种行为处世的人，就是损友。

　　生活中，我们很难抗拒这样的诱惑——便辟、善柔、便佞之人对自己的各种奉承或者夸赞。他们会察言观色，你需要什么，他们就给你什么，令你很舒服、高兴，不自觉地就认同、亲近他们。实际上，这样的朋友对你的成长毫无意义。

　　交朋友并不简单，也是需要学习的。你不妨看一看《他人的力量》，书中将人际关系分为四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孤立状态，第二层次是坏的联结关系，第三层次是虚假的“良好联结”，第四层次是真正的联结关系。只有第四层次的关系才能让你拥有完整的自我，成为真正的、真实的你，才是一种良性的人际关系。

　　孔子所说的便辟、善柔、便佞，属于前三层次的人际关系，益友才是第四种人际关系。益友在你做对事情的时候，能给予你足够的肯定，能看到你的闪光点，欣赏你，促使你更进一步；在你做错事的时候，能够给你指出来，而且会用建设性的方法跟你讨论怎样解决问题。

　　益友这种人际关系，不是简单地打击或是奉承。打击和奉承，都会使一个人的自我感知出现偏差。

　　交到一个好的朋友，相当于找到一面清晰的镜子，能将自己的优点、缺点都显现出来，从而促使自己改正错误，不断成长。

　　益者三乐：健康娱乐，学会适可而止

　　孔子曰：“益者三乐，损者三乐。乐节礼乐，乐道人之善，乐多贤友，益矣。乐骄乐，乐佚游，乐宴乐，损矣。”

　　鲍鹏山先生讲《论语》，说此处的“乐”应该念yào，这是古代的发音。很多字古今发音差别很大，语音在千百年来的不断变化中，慢慢地就形成了现代的发音。

　　孔子说“益者三乐，损者三乐”，有三种爱好对人有好处，有三种爱好有损于人。

　　益者三乐中，第一个是“乐节礼乐”，“节礼乐”就是以礼乐来调节自己。比如说今天累了，听一段帕格尼尼、德沃夏克、莫扎特、贝多芬，或者听一段《高山流水》《十面埋伏》，来调适、放松自己。这种通过礼乐来调节自己的心情、状态的方式，孔子认为有好处，因为这是内心之乐，通过音乐，通过对艺术的欣赏来获得内心的快乐。

　　第二个是“乐道人之善”，就是发现别人的优点，这是能够给自己带来快乐的方式。如果感觉不开心，可以试着找出别人的三个优点，并表达出来。我们平常在生活当中，并不是没有发现别人的优点，而是发现了却没有表达出来，这就让我们失去了深入了解别人优点的机会，失去了一次和别人友好沟通、向其学习的机会，也失去了一次获得快乐的机会。如果你不好意思当面表达，跟亲友谈论别人的优点也可以，比如谁做了一件事令你很感动，你找自己的好朋友分享一下，内心也能获得快乐。

　　第三个是“乐多贤友”，多交朋友，这是来自人际关系的快乐。交朋友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寻找自己内心的喜悦，发现别人的长处，营造良好的人际交往，这是令人受益的三种获得快乐的方式。

　　损者三乐中，第一个是“乐骄乐”，“骄乐”就是放纵、不节制。比如唱卡拉OK，唱上两个小时差不多了，有些人非得唱通宵。唱完通宵出来，再赶回家睡觉，人很累不说，还影响正常生活作息，对身体会造成不小的损害。何必非要放纵，骄乐只会带来坏处。

　　第二个是“乐佚游”，出去游玩无节制。比如想去哪儿就去哪儿，说走就走，没有规划和准备。这种获得快乐的方式也会给自己带来损害。

　　第三个是“乐宴乐”，“宴”是沉迷的意思，对一件事情沉迷无度，骄奢放纵，喜欢吃喝玩乐。孔子认为，快乐应该适可而止。各种娱乐方式对于我们的生活来说，是一种调剂。如果把娱乐当作人生追求，天天只想追求感官刺激，沉迷其中，玩物丧志，则很不可取。

　　当你在紧张工作或者承担压力之余，做一些娱乐放松的事情，体验会非常美好。但是，如果你把娱乐当成自己人生的本质，反而会变得很累。比如有人不想工作，但是真的在家里待几个月，就会感到无聊，特别想找点事干。那种全然松懈的快乐，有时会变成一种伤害。

　　侍君三愆：发表意见要重视方式方法

　　孔子曰：“侍于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

　　“愆”就是过失的意思。孔子说侍奉君子容易犯三种过失。也就是说，在朝堂之上侍君、为臣，或者说在现代企业中为CEO服务，有三种容易犯的错误。

　　第一种：“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

　　“言未及之”，可以理解为还没轮到你说话，也可以理解为你没有理解透这件事，说得不到位。在以上情形下发表自己的言论，就犯了急躁的错误。

　　第二种：“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

　　到了你该说话的时候，你也理解这件事，并且能说透彻，但是你不说，这叫作隐瞒。出现这种情况，可能是想得太多，或者私心太重，担心说出来会影响到谁，破坏人际关系。

　　第三种：“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

　　“瞽”的意思就是看不见，用大白话讲叫没眼色。完全不顾别人的脸色，也不判断说话的氛围，只要想说就脱口而出，这就是瞽。

　　历史上关于“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的案例很多。范仲淹在刚刚当上谏官的时候，发表了大量的言论，要求刘太后还政于仁宗，结果导致自己被贬，还连累身边很多朋友被贬。

　　苏辙也出过类似的问题，他在殿试文章中洋洋洒洒地把皇帝批评得一无是处，把宰相也批评得一无是处。文章交上去后，宰相吕夷简一看，感觉自己被骂得很惨。皇帝看了之后问大臣们要不要招收苏辙，引起了轩然大波。以覆考官司马光为代表的一派，认为苏辙真棒，能够指出这么多的错误，一定要录取。初考官胡宿不同意，认为苏辙对仁宗不恭，坚持要求黜落他。

　　面对这种情况，作为朝堂宰相，吕夷简本应表态，但他却没有说，这便是“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

　　宋仁宗虽然被苏辙批评，但是他欣赏苏辙的才能，依然决定用他。这时候，如果再有人喋喋不休地说苏辙对他不敬，不能录用，那就是“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了。

　　孔子所说的这三件事——不躁、不隐、不瞽，对年轻人来讲很难把握。其实，这种能力除了靠经验积累，还可以通过学习获得。比如我们可以从《关键对话》《非暴力沟通》《掌控谈话》这类关于沟通、谈话的书籍中去学习。

　　而我在《可复制的沟通力》里也意图把沟通这件事用工具化的手法一步一步地展示出来，让读者可以学到更多的沟通方法。

　　经常温习这些书，慢慢就能靠近孔子所说的境界了。

　　君子三戒：人生需要学会对抗心魔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

　　孔子在这里着重论述了君子三戒。

　　“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青少年血气未定，心智不够成熟，过于放纵容易消耗自己的体力，更容易犯下很多错误。青春期，大概是一个年轻人在二十岁以前的年龄段。青春期为什么危险？生理学研究表明，青春期的人在大脑发育方面，关于欲望的这一部分已经完全成形，就是说成人所能够有的欲望，诸如名、利、权、情，青少年可能都会追求。但是，关于控制欲望的这部分大脑还没有发育成熟，所以青春期的孩子容易为了欲望犯下很多的错误。

　　在青少年时期，要学会与欲望抗衡。与欲望抗衡的过程是很多人的成年礼。当你能够学会控制自己的欲望，并且跟自己的欲望和谐相处的时候，你才是真正长大了。

　　“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壮年人血气方刚，气血旺盛，这时候要特别注意别跟人发生争执。按我们今天的划分，二十岁到四十岁或五十岁这个阶段，属于人的壮年时期。血气方刚之时，与人攀比争斗，很容易给自己惹祸，不如把这些精力放在思考怎么把事做好上。

　　人在壮年时期，要学会调适自己的情绪、欲望，规划好自己的事业、生活以及人生，将一腔热血用于对社会、人生有益的事情上。

　　“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一个人老了，发现自己的精力也不旺盛了，也没那么争强好胜了，这个时候要注意别贪心。过去俗话讲，人老了以后“贪财怕死没瞌睡”，就是喜欢要钱，喜欢攒东西，这儿藏一点那儿藏一点。有些人得了阿尔茨海默病以后，有一个典型的特征，就是在很多莫名其妙的地方藏一些吃的东西。人老了，失去了安全感，血气既衰，精力不济，就特别希望能够堆更多的东西来获得安全感。人在老年时若过于贪心，会给自己和家人造成很大的负担。所以，老年人戒之在得，不要太贪心，放宽心态，坦然生活，如此方能过得更加舒适。

　　人生的每一个时期，所需要面对的心魔是不一样的，这就是君子三戒。

　　君子三畏：做事心存敬畏才有底线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

　　孔子说，君子在三个方面要心存敬畏。孔子说的是要敬畏哪三个方面？

　　“畏天命”：要敬畏天命。

　　“畏大人”：要敬畏那些比你位高权重的人。这不是谄媚，而是因为这些人定有过人之处。

　　“畏圣人之言”：要尊重前人所说的至理名言。

　　要注意，孔子说的是“畏”，并不是“信”，他的意思并不是让人一概接受。

　　做事情的时候，心存考量顾虑，这叫作“畏”。

　　君子三畏中，对畏天命的理解有一定的深度。天命不是命运，更不是宿命，而是世间的道与理。畏天命有什么好处？信奉“我命由我不由天”的人固然有可敬的一面，但并不可取。如果违背自然规律或者社会规章去做事情，很难成功，就算成功了也不见得就有益，最好的结果可能是事倍功半。而一旦失败，他就会觉得都是“自身”的问题，归因于自己，而并不觉得自己可能方向走错了。这就会导致其人生很累、很痛苦，忙忙碌碌而一事无成。

　　反过来看，一个人敬畏天命，可能是另一番景象。孔子说“五十而知天命”，“知天命”不是听天由命、无所作为，而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顺势而为。畏天命的人做事，遇到解决不了的问题不钻牛角尖，而是积极地解决能处理的，剩下不能处理的就顺其自然。就像农民春种秋收，若是遇到风雨不顺而收获不佳，也能乐观地总结经验，来年再耕种，而不是倔强地要在年景不佳之时仍期望获得丰收。

　　孔子说畏天命，是指能更加放松地应对生活。天命之说是让人看到，一件事情的成功，除了靠自己的努力，还有天地自然、时代背景、社会环境、合作伙伴等因素的影响，需天时地利人和。一个意识到有“天命”存在的人，才是一个认真负责、理智和谐的人。

　　“畏大人”，就是尊重上位之人。“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比自己地位高的人肯定有强于自己的地方，要学习他们的长处。当然，他们的一些言论行为不必全盘接受，给予尊重即可。

　　“畏圣人之言”，对圣人说的话，要思考、学习、尊重。不能妄自尊大、坐井观天地看待圣人言论，认为这不对、那不对，甚至非议前贤，说不过尔尔之类的话。

　　小人与君子相反，“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小人找不到自己的责任感，找不到与时代、社会、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感觉。所以他不可能感知到天命，什么都不在乎，不存在敬畏之心。

　　“狎大人”，“狎”指亲昵而不庄重的样子，这句说的是小人从心里是轻视领导的。领导当然可以和气，可以跟下属打成一片，但是作为下属依然需要遵守界限。很多人跟领导开玩笑，甚至搂着领导的肩膀，跟领导沟通的时候插科打诨、油嘴滑舌，这就叫作狎大人。

　　“侮圣人之言”，则是说拿圣人说的话开玩笑，侮谩、不在乎、轻视圣人说的话。

　　孔子认为小人的表现，就是心中没有敬畏、没有底线。人得敬畏自然、敬畏生命、敬畏法律、敬畏道德。有了敬畏，有了底线，我们才能够在底线之上做事。如果丧失了这一层敬畏，任何底线都可以打破，那么社会就会变得很危险。社会上所发生的很多违法犯罪、违背道德、不知廉耻的事情，起因就在于这些当事者大多缺乏敬畏之心。

　　困而学之：学习让我们变得更优秀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

　　我劝别人读书的时候，经常会说到这一段话。

　　孔子把人分成了四类——

　　“生而知之者上也”：在孔子看来，圣人生而知之，像尧、舜、商汤这样的人，像释迦牟尼、老子这样的人，都属于生下来就懂得很多的一类人，是孔子眼中的圣人。

　　孔子谈及老子，说“其犹龙邪”。他觉得老子像龙——普通动物，可以用网捕捉它，用箭捕捉它，或者用陷阱捕捉它，但是龙，人们根本不知道怎么能够捕捉它的踪影。孔子觉得老子深不可测。

　　到底有没有这样的人呢？现代科学无法证明存在这样的人，我们更加相信知识通过刻意练习获得，生而知之者只是孔子的一个分类。

　　“学而知之者次也”：孔子认为次一等的，是努力学习就能够做到的人。我觉得孔子可能会把自己归到这一类，因为孔子说过，“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有着十户人家的小村子，一定有比我更忠信的人，但是没有像我这么好学的人。

　　学而知之者爱学习，主动学习，有很强的求知欲。达·芬奇是这一类，生下来就好奇，什么事都想知道。

　　“困而学之，又其次也”：遇到了困难，遇到了挫折，懂得通过学习来解决问题，通过学习来找出路，这是孔子分的第三类人，这类人可以称作士。

　　第一类人是圣人，第二类人为君子，第三类人可称作士。说句不谦虚的话，我觉得自己属于“困而学之”一类。我小时候并不热爱学习，还认为上完大学就不用读书了。后来遇到很多困难，比如不会教孩子、不会管公司，突然意识到自己所知欠缺太多，感觉什么都不会，迫切地想要找人学。

　　可是没有人帮得上忙，怎么办？我就只好找书来看。看了大量的书，发现很多问题都有解决方法，有些书上就有现成的办法，我很后悔读书读得晚了。

　　塔勒布在《黑天鹅》里分享过，一个人能够有读书这个行为，就代表着他有着最起码的谦虚，起码他知道，世界上还有很多事是自己不知道的。

　　“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一些人生活已经很困苦了，有那么多的烦恼，有时甚至觉得生无可恋、生不如死，尽管如此，但还是不想学习，这就是孔子认为的最下等的一类人。

　　孔子说的“唯上知与下愚不移”与这句话有呼应关系。上知（智）是生而知之的圣人，下愚是困而不学的人，这两种人很难被改变。上智已经达到极高境界了，很多事情他早就领悟了，自然思想坚定。下愚思维固化，再苦口婆心地劝导，他都不听。这个叫达克效应——越是无知的人，越不会知道自己无知，最终陷入无知的旋涡。

　　上智、下愚都难以改变，容易被改变的是中间两类，像我们这样的普通人。

　　我们不要把自己当作圣人，也不要把自己当成愚人，应该努力地学习，通过读书、学习来让自己变得更优秀。

　　君子九思：说话做事必须多方考虑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

　　孔子说“君子有九思”，就是提醒我们不要进入“自动驾驶”的状态。人“自动驾驶”的状态，就好比脑袋撞到墙上，撞破了才知道疼。生活中很多人经常处于“自动驾驶”的状态，不会反思自己的行为，不懂得约束自己。

　　禅宗里讲的“主人翁何在”，就是问谁在管你，谁在你体内做你的主。

　　做事欠考虑的人，往往是欲望做主，想吃、想骂、想生气、想睡觉、想打游戏，就去做了。一个人不断地被欲望带着走，就丢失了自己的主人翁意识。

　　很多人之所以像一头闯进瓷器店的大象，把生活搞得一团糟，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做事缺乏思考。

　　孔子说君子有九件事要停下来思考一下。

　　第一件：“视思明”。看的时候，要问自己看清楚了没有，看到的是表象还是本质。

　　第二件：“听思聪”。听的时候，不只要听清楚话语，还要思考是不是听明白了话的意思。

　　这两点都不容易做到，很多人在看和听的时候，容易选择性接收。心理学的无数实验证明了，我们目力所及的很多东西我们是看不到的。为什么看不到？因为精力有限，运算速度有限，我们只能看到自己想看的几个重点，剩下的部分完全看不到。

　　《看不见的大猩猩》这本书就是讲的这个道理。一个人在你眼前，扮成大猩猩的样子，拍着篮球，跳着跑过去。当你注意力在别的事上的时候，你竟然看不见他。要做到视思明、听思聪，不是视力好、听力好就可以了，它要求人能认真地看、认真地听，没有心理预设，不带偏见，不选择性地接收。

　　第三件：“色思温”。表情要时刻保持温和，这需要修炼，让自己能够不被欲望牵动，因为欲望一旦被牵动，喜怒哀乐就表现出来了，就做不到“色温”。只有在自己的欲望之上竖起防火墙，做好隔离，才能够做到色思温。

　　第四件：“貌思恭”。容貌平和恭敬，这是外在的表现。

　　第五件：“言思忠”。说话的时候要考虑是不是事实，自己的态度是不是诚恳。

　　第六件：“事思敬”。做事要有诚敬之心，要能够敬重这件事。

　　第七件：“疑思问”。遇到了疑惑、不明白的事，想想看去问谁，然后解决它。

　　第八件：“忿思难”。我们很容易生气，一旦生气、气愤，就想做一些事情来解决它，比如发脾气，或者报复一下。这时候要想想“难”，也就是多想想这么做的祸患是什么，要考虑后果。有句话叫“冲动是魔鬼”，非常生动形象。生气的时候，切莫冲动行事，以免带来重大损失或者隐患。

　　第九件：“见得思义”，也即见利思义。一个东西很好，想要，我们应该考虑一下获取的途径合不合于义，自己该不该得，不能够见利忘义。见利忘义和见利思义，是一对反义词，都是成语。

　　孔子说的九思指导我们做事很有意义，也很好记，一定要熟记领悟。

　　在日常生活中，一个人说话做事能经常以君子九思对照，不被外在的事物牵动，不丧失主人翁地位，不“自动驾驶”，能够先思考再做决定，就不会给自己和他人、家庭、社会造成伤害。

　　见善如不及：努力做事才能发挥作用

　　孔子曰：“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吾见其人矣，吾闻其语矣。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吾闻其语矣，未见其人也。”

　　这一段话讲的是孔子对于隐者的态度。当时除了孔子这样努力干活、努力追求人生理想的人，也有一群人隐居在闹市之外。

　　“见善如不及”：见到了善的行为，就好像怕自己赶不上一样，努力地去追寻，努力地去做事。

　　“见不善如探汤”：“探汤”就是把手伸到沸水里，烫到了肯定要抽手。看到了不善的事，赶紧抽手，赶紧撤回来，赶紧回避。

　　“吾见其人矣，吾闻其语矣”：我见过“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的人，也听过这样的言论。

　　接下来，孔子对比隐居于闹市之外的人，比如小小的看门人、荷丈人、渡口摆渡人等。

　　“隐居以求其志”：为了保全志向隐居起来。

　　“行义以达其道”：努力地做符合义理的事情，来贯彻自己的主张。

　　孔子说，他听过这种人的言论，却没见过能做到的。

　　这里边隐含着孔子对于这些隐者的批评。隐者看起来是要做到“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的，但问题是孔子看到的隐士，就是在那儿隐居、旁观。他有没有求其志？可能有，但世人并不知道。他有没有行义以达其道？因为隐居起来，不去做事，人们就看不到他是否行义以达其道。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孔子希望每一个人对社会都要做出一份贡献，困厄的时候你独善其身，最起码能够求其志，有地位和能力的时候要能够为社会做点事。

　　“行义以达其道”是孔子追求的理想，但在孔子看来，那些退避、隐居的人很难做到。孔子并没有说这种人不存在，不是说“这种人就是吹牛”，他说的是他没见过这样的人。凡是孔子说“我没见过这样的人”，在我看来，是一种含有一丝幽默感的批评。

　　无德而称：崇尚德行胜于追求财富

　　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民无德而称焉。伯夷叔齐饿于首阳之下，民到于今称之。其斯之谓与？

　　这里将两组人进行对比。

　　四匹马拉的马车叫作“驷”，“马千驷”就是四千匹马。有四千匹马的齐景公，在离开世界的时候，人们找不到他有什么德行值得尊重和称道的。活着的时候有马千驷，死的时候轻如鸿毛。

　　伯夷、叔齐是古时候的贤人。他们是孤竹君的儿子，周武王伐纣的时候，他们站出来拦着周武王说不要去，这是犯上叛乱。周武王不听他们的，灭了纣。于是，伯夷、叔齐立志不食周粟，跑到首阳山采薇为生。采薇就是采苔藓、野花、野草，伯夷、叔齐以此为生。后来有人非议，薇草不也是周朝的吗？伯夷、叔齐索性连薇草都不吃了，最后饿死在首阳山上。现在的百姓一说起这两人，都称赞他们道德高尚。

　　“其斯之谓与”：难道不是这个意思吗？这句话是突然出现的，在这节中是讲不通的。从前文中也看不出来内容是如何从“伯夷叔齐饿于首阳之下，民到于今称之”跳到“其斯之谓与”的。

　　有学者研究，这句前面漏掉了一句话，应该是《诗经·小雅》里的一句诗：“诚不以富，亦只以异。”

　　“诚不以富，亦只以异”在《论语·颜渊》中也引用过，在“子张问崇德辨惑”那一节。在《诗经》里，这两句表达的是一个女子被抛弃后的怨愤：你离开我、抛弃我，不是因为她家比我有钱，只是因为你的心变了。

　　如果这里加上一句，变为“诚不以富，亦只以异，其斯之谓与”，整体意思就是，一个人最后能否被老百姓记住、称道，不在于他的财富，而在于他的德行。

　　不管是否漏掉了某句话，都无伤大雅，主旨依然是孔子认为德行要远胜于财富。

　　伯夷、叔齐之所以能够名垂千古，是因为他们注重内在精神。齐景公有马千驷，但他重视的是外在物质。重外在物质是“有限游戏”，只重视当时所获得的头衔、财富，但这些终究会烟消云散，其人在历史上很难留下名字。重内在精神是“无限游戏”，因为他是在推行道德，所以会被大家长久地记住，推崇敬仰。

　　子亦有异闻乎：待人接物要一视同仁

　　陈亢问于伯鱼曰：“子亦有异闻乎？”

　　对曰：“未也。尝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他日，又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礼》乎？’对曰：‘未也。’‘不学《礼》，无以立。’鲤退而学《礼》。闻斯二者。”

　　陈亢退而喜曰：“问一得三，闻《诗》，闻《礼》，又闻君子之远其子也。”

　　陈亢（gāng），即陈子禽，在《论语》中看到子禽就是指陈亢。

　　在《论语》中，他的角色似乎是“包打听”，他特别喜欢打探一些小事。比如，陈亢有一次就问子贡：“夫子至于是邦也，必闻其政，求之与？抑与之与？”陈亢对孔子好奇，又有点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感觉，他总从细节上去打探、测试，分析孔子到底是不是一个好人。

　　有这种揣测的人，往往内心的世界太小，心中也不安定。当他没有德的时候，就看不到别人的德，总是在不断地测试他人。

　　这一次的对话发生在陈亢与伯鱼之间。伯鱼即孔子的儿子孔鲤。孔鲤出生的当天，鲁公赐给了孔子一条鲤鱼，孔子就给儿子起名叫鲤。孔鲤比孔子去世得早，孔子属于白发人送黑发人。

　　陈亢问他“子亦有异闻乎”——你父亲有没有跟你讲过什么特别的学问，你跟我说说。

　　孔鲤说，好像没有什么不同的。然后孔鲤描述了几个场景，有一次他看到孔子在院子里边站着，弯下身子从旁边走过，等等。

　　这是一幅很有画面感的场景。我们想象一下，孔子下了班以后，回到家，没什么事，背着手站在院子里。

　　“趋而过庭”，就是弯下身子赶紧过去。传统家庭，父亲是很紧要的人物，为子女所敬畏，如贾宝玉见了贾政，总是低着头就走。

　　这一次孔鲤弯下身子，想赶紧过去，孔子把他叫住，说：“你学《诗经》了吗？”孔鲤说：“我还没学呢。”

　　孔子没有批评他，而是说“不学《诗》，无以言”，意思是如果不学《诗经》，跟别人讲话的时候就显得没有文化。孔子让孔鲤把《诗经》好好读一读。

　　这是孔子对儿子的教诲。孔鲤“退而学《诗》”，开始学《诗经》。

　　有一天，孔鲤又看到父亲站在那儿。他从旁边经过的时候，孔子问：“你学《礼》了吗？”

　　孔鲤说：“没学过。”

　　孔子说：“不学《礼》，你没法在这个社会上立足。在这个社会上立足，跟别人打交道，需要把《礼》好好学一学。”

　　鲤退而学《礼》。

　　孔鲤对陈亢说：“如果你非得说有什么不一样的话，那这两样是我父亲单独跟我讲的。”

　　其实，孔子绝不仅仅跟他的儿子讲学《诗》学《礼》，他跟所有人都在讲学《诗》学《礼》，这就叫“圣人无隐”。

　　陈亢打听到了东西，特别高兴，出来以后就说“问一得三”。我今天采访相当成功，问了一件事，得了三个信息：知道《诗》很重要，知道《礼》很重要，又知道君子并没有给自己的孩子“吃独食”，而是把自己的孩子当作普通的学生一样对待。

　　陈亢的这一次试探，发现孔子对待自己的孩子一如对待其他的学生，孔子的人生境界、品德修养很高尚。

　　南怀瑾先生讲过一个公案。民国时候有一个大居士去世，别人去探望其家属，就说：“您的父亲真了不起，做学问真好。”他的儿子就说：“我父亲也没有那么了不起，父亲主要能做到两件事。第一个叫视众生如子女，他把所有的人都视作子女，他觉得要好好地对待别人的孩子。第二件事叫视子女如众生，他对我们也跟对待别人差不多。”

　　“视子女如众生”就是“君子之远其子也”。对人一视同仁，没有过多的好恶，没有因为是自己的孩子而给予不同的待遇。要知道，分亲疏远近一定会带来更多的痛苦，会带来更多的失衡。一个人能够用什么样的心态去教别人的孩子，也尽量用同样的心态去教自己的孩子，这很了不起。

　　邦君之妻：沟通要重视人际差异

　　邦君之妻，君称之曰夫人，夫人自称曰小童；邦人称之曰君夫人，称诸异邦曰寡小君；异邦人称之亦曰君夫人。

　　这一段话与我们当下生活没有太大的关系，其中提及的称呼是一种礼仪上的称呼。

　　邦君之妻，比如说鲁公的妻子，国君叫他的妻子要称作夫人。面对自己的丈夫，夫人自称小童。国内的人要把夫人叫作君夫人，在其他国家的人面前提到君夫人的时候要称寡小君（国君自称寡人，因此在向别人介绍国母的时候要称寡小君）。别的国家的人也要把她叫作君夫人。

　　今天很多人介绍自己的老婆时会说“这是我太太”。有文化根底的老人家听到就会哑然失笑。不能这么称呼，太太是对长辈妇女的尊称，现在指对已婚妇女的尊称或对曾祖母的不常用叫法。怎么能把自己的老婆称为太太呢？

　　当我们称呼自己的老婆为太太的时候，就好像跟别人说自己是一个特别厉害的人一样。

　　一般不要用“太太”这个称呼来介绍自己的老婆，恰当的是用“太太”来敬称别的已婚女性。

　　你可以说“这是我爱人”“这是我老婆”。古代的人说的“贱内”“拙荆”，现在也不合适用。现在谁这么称呼自己的老婆，那有可能要“跪搓衣板”了。

　　《陌生人效应》里讲到西班牙人到了南美洲，在跟印加帝国的人沟通时，产生了特别大的误会。

　　印加帝国人口众多，而且看起来文明程度非常高。

　　根据西班牙人的记载，对方俯首称臣，表达的意思是“我们这个蛮荒之地，什么都没见过，什么都不懂，希望你们这些天外来人能够……”。

　　西班牙人觉得这些人已经彻底臣服了，实际上并非如此。这是文化上的差异，翻译不了解，出了问题。当时印加帝国的语言文化，和我国春秋时期非常类似，谈到自己的时候都尽量谦虚。比如春秋时期，国君称呼自己的时候会说“孤”“寡人”，给人一种鳏寡孤独的感觉，其实就是一种谦虚。

　　印加帝国人的谦虚话语被直译了过去。西班牙人听到后以为对方臣服了，就提了很多要求。可是对方并不答应，西班牙入侵者就特别生气，最后双方发生冲突。后来，枪炮、钢铁与病菌把强大的印加帝国彻底地从地球上抹掉了，这个人类文明消失了。

　　这就是文化、文明的冲突。语言、称呼也代表着当时的文化和思想意识。

　　《论语》中的这句话很少被引用，我们知道这是当时一个基本礼仪规则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