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问第十四

　　克、伐、怨、欲不行焉：做人别太“使劲”

　　宪问耻。子曰：“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为仁矣？”子曰：“可以为难矣，仁则吾不知也。”

　　原宪是孔门七十二圣贤之一，他出身寒微，一生坚守节操，不同流合污，是非常狷介的一个人。

　　孔子提倡知耻。原宪就问孔子，什么是耻，耻辱的标准到底是什么。

　　孔子说：“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

　　“谷”就是挣俸禄。如果国家有道，政治清明，那就出来当官、挣钱；反之，国家混乱，上下沆瀣一气，这时还想着赚钱，那就可耻了。

　　那么，在“邦无道”的时候，人需不需要“谷”？需不需要吃饭？需不需要去领薪水？孔子他老人家当然不傻，我相信他的意思并不是让大家饿死。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不会种地，又不能饿死，只能去工作。但在挣钱的过程中，心中也要有原则和底线，别豁出命去挣钱，也不出风头。如果国家混乱无道，你却和当权者合作，挣俸禄，是可耻的。比如梅兰芳先生，在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人多次让他出来唱戏，他却把胡子留起来，拒绝再唱戏。他心中知耻。

　　原宪说：“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为仁矣？”

　　“克”指争强好胜，“伐”指自吹自擂，“怨”指牢骚过盛，“欲”指欲望兴盛。

　　如果避免以上的情况，就算是仁吗？

　　这其实是原宪自道。他在说他自己，他努力的目标就是不克、不伐、不怨、不欲。

　　孔子说，能够做到这四点的确很不容易，但不知道能不能称为仁。

　　孔子从不轻易地给仁下定义，不会给某一种表现贴上仁的标签。为什么“克、伐、怨、欲不行”，还是达不到仁？在《梁漱溟先生讲孔孟》中，梁漱溟先生说，孔子有一种与他的学生非常不同的特点，那就是“不找”。他不找，不努力克制，保持一种自然的状态。

　　“克、伐、怨、欲不行”，很明显是憋着一股劲的，一个人要不断地提醒自己、约束自己，才能达到这种状态。这种状态，没有达到我们修炼的目标——“从心所欲，不逾矩”。

　　“从心所欲，不逾矩”，就是不必每天提醒自己“克、伐、怨、欲不行”，只需要随心所欲而不越规矩地过好每一天，而这样的状态才算是接近了仁。

　　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别太留恋安逸的生活

　　子曰：“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

　　从本质上来说，人是迷恋安逸的。如果一个人在家里待着，放松又自在，尤其在人间四月天，气候宜人，只想在自家阳台上、后院里待着，不想出门。倘若万不得已要出差，在异地的酒店里一定会觉得很不适应，只想马上回家。

　　这是很正常的感受。

　　但孔子说，一个人如果太留恋安逸的生活，就不足以成为士。

　　我读过《禅与摩托车维修艺术》。这是一本关于人生修养的书。主人公骑着摩托车，在公路上奔走，晚上搭个帐篷，听着鸟鸣入眠。他住在野外，风餐露宿地艰难生活，精神上却有无穷的满足感。

　　在现代生活中，骑摩托车旅行已经算是小壮举了，但他至少还有宿营地，有加油站。而在孔子的年代，周游列国该有多辛苦？路途坎坷，车马行驶缓慢；人烟稀少，难以补给装备；虎豹豺狼，甚至强盗时常出没……千难万险，但孔子并没有后退半步。

　　当时的士也被称作游士。男儿游走天下，因为志在四方。

　　我们普通人，常常缺乏志于弘道的使命感。有些俗语，比如“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日难”，这都能反映我们内心的状态。然而，这也意味着自我束缚。

　　选择安逸当然也没有错，然而，一个人不能每天想的都是怎样生活得更舒适。希望我们都能想一想自己的志向在哪里，激发自己向着目标前进，这样才能做一些有意义的事。

　　邦有道，危言危行：说话要看环境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

　　“危”指的是一座山高高耸立的样子，高峻且直。

　　孔子说，当国家政治清明的时候，说话可以直来直去，做事也可以公正、直接。

　　当国家混乱、坏人横行的时候，你在做事情时还是可以公正，但说话要小心，要给自己留有余地，因为万一说错话，容易引来杀身之祸。

　　季羡林先生有句话是“假话全不说，真话不全说”，就是这个道理。如果一个人说假话，就很难公正地做事了。假话全不说，是提醒我们保全自己人生的底线，不随便放弃自己的原则；真话不全说，是告诉我们，一个人生于乱世，不能没有任何斗争经验，虽然行为还是要保持正直，但说话要极度谨慎。

　　此处有一个重要的区分。“行”是关乎自己的事，判断什么是应该做的，是自己可以掌控的，哪怕牺牲自己的一些利益，也依然可以选择保持正直的品行。“言”则涉及与他人的互动和交流，当你与他人发生关联的时候，整个局面并不是由你完全决定的，此时保持谨慎，就是对自己的保护。

　　如果一个人连自保都做不到，一切都是空谈。在把自己保护好的基础上，做到不丧失自己做事的底线，这是在乱世的生存法则，其实也是我们每个人应该有的做人原则。

　　仁者必有勇：仁义就是你的铠甲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中国古人有一个“三不朽”的说法。叔孙豹和范宣子讨论一个人怎样才能够不朽。范宣子认为，不朽是一个人当了大官，坐拥权力和财富。

　　叔孙豹表示了否定，他说不朽有三个境界：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

　　孔子说“有德者必有言”。意思是当一个人有德行，他内在的修为很高时，就一定能够说出有价值的话，有名句留在人间。

　　为什么有德者必有言？因为有德者表达出有意义、触动人心的话毫不费劲。他不是挖空心思地造出一句话来，也不是“两句三年得”一般地凑出一篇文章。有德者只是让自己的想法从内心流动出来，就已经足够有感染力了。

　　那些行云流水的千古文章之所以会令人惊叹，不在于刻意地堆砌辞藻和典故，而是从作者的内心自然而然地流淌出来的，因此，那些词句才灵动而感人。就像苏东坡，他说自己用文字表达从来不刻意地推敲，一切从心里自然流出，只是化作了文字而已。然而，太多人需要挖空心思地“造佳句”，才能成文。前者是由内而外，后者是由外而内，呈现出来的作品是完全不一样的。

　　“有言者不必有德”是什么意思呢？我们遇到的很多人，能写锦绣文章，偏偏做人一塌糊涂——有的人精通文史哲，可以造出名言警句；有的人可以写美好的诗词；有的人开口就是佳句……但他们却无德。这是因为，很多人纵然无德，但只要使劲挖空心思地去琢磨，也能有名句流传出来。

　　“仁者必有勇”：一个有仁爱之心的人，必然有大的勇气。所谓“仁者无敌”，哪怕你没有三头六臂，甚至是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书生，但是面对千军万马，依然敢站出来，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就是因为心中有仁义！

　　“勇者不必有仁”：一些勇者逞的是匹夫之勇，意气用事，他们看似勇猛过人，敢于直面自己的敌人，但实际上只是好强斗狠而已，并不是缘于内心有爱。我们读《水浒传》时，也许偶尔会有少儿不宜的感觉，李逵一旦杀起人来，就杀红了眼，只顾自己杀得痛快，发泄自己内心的暴力，不管对方是不是老弱妇孺。这种人看起来刚猛，却并不是真的勇，更不可能是仁义。这纯粹是鲁莽和无知带来的匹夫之勇而已。

　　综上，拥有德，你自然会有言；拥有仁，就会表现出勇。然而，有言有勇只是外在的表现，我们要追求的是由内而外地表达自我。内心有德、有仁，自然会做出最好的判断，表现出最好的自己。

　　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学会透过现象看本质

　　南宫适问于孔子曰：“羿善射，奡荡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宫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

　　南宫适这个名字对各位读者来说应该不陌生，他天天背诵名言警句，用来提醒自己。孔子对他的评价很高，还把自己的侄女嫁给了他。

　　南宫适有一天对孔子说：“羿善射，奡（ào）荡舟，俱不得其死然。”

　　羿和奡都是以勇武闻名的人。我们听过后羿射日的传说。羿是有穷国的国君，奡是过国的国君。“荡舟”就是陆地行舟，即把独木舟放在陆地上，拿一个棍子戳着地往前走，这需要极大的力气。我觉得南宫适是用“荡舟”的说法，表现奡这个人力气极大、臂力过人、勇武非常。

　　“俱不得其死然”：这两个人都死得很惨，下场都不好。我们由此也能联想到孔子曾经说子路“不得其死”。

　　稷是禹的农官。“禹稷躬稼而有天下”，意思是他们都是弯下腰去种地的，结果反倒拥有了天下。这是南宫适的一个感叹。

　　孔子当时没有回应他。南宫适离开了以后，孔子突然感慨地说：“这个人真是君子，这个人真是崇尚道德。”

　　为什么孔子不当面说？我的体会是孔子跟许多老人家一样，不习惯当面表扬自己的后辈。如果是以前，孔子也经常对其他学生讲“吾与点也”，就是“我同意你，你的观点挺好的”，或者说“始可与言《诗》已矣”，意思是“我可以跟你谈《诗经》了”。以上这些各式各样的表扬，其实都是老师对学生启发式提问的认可与肯定。

　　但今天，南宫适突然说出来的话，给了孔子一定的冲击，让孔子当场愣住。他是真的被震撼到了，脱口而出：“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这个年轻人竟然有这样了不起的认识，竟然有这样的德行！

　　如此赞叹，孔子一般是用在外国来使身上，或者是用在古代先贤身上。面对自己的学生、侄女婿，他有点说不出口，似乎不好意思当面这样强烈地表扬南宫适。

　　为什么南宫适会获得孔子这么高的评价？羿和奡代表着人们普遍的目标，即对有权、有势、有能力、有钱的追求，但实际上，这些人未必是真的善于生活，未必就是我们的楷模；相反，那些老老实实种地、努力地践行“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的人，才是值得我们真正效法的，比如禹和稷。

　　年轻人很容易被外在的力量所吸引，但是南宫适能够揭开表象，看到事物本质，极为难得。

　　未有小人而仁者：小人的典型特征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论语》中，孔子经常和学生讨论什么是君子，什么是仁。这都是我们应该追求的境界，但这两者之间并不能画等号。孔子认为，君子之中也有不仁的人，君子和仁者之间是有差距的。

　　虽然君子中也会有不仁的人，但是小人中，却没有一个达到了仁的境界。这是孔子的评判。

　　“君子而不仁者”，就是君子犹未能被称为仁，没有达到仁的境界，还有修炼的空间。举个例子，金庸先生的小说《射雕英雄传》中的黄药师，他基本上到达了君子的境界，但是他孤僻，脾气大，情绪偶尔不可控，他就是“君子而不仁者”。

　　关于“未有小人而仁者”，这部小说中也有很典型的例子，比如欧阳克、欧阳锋，这样的小人就无法触碰到仁的境界。

　　这两者之间的区别是什么？君子虽然尚未到达仁，但至少在同一个方向，只是境界不同；小人则是背道而驰，离仁越来越远。

　　余秋雨先生受邀至“樊登读书”讲《中国文化课》这本书时，提到他对小人的体会，总结了小人的三个特点。

　　第一个：见不得别人好，别人好了他就失落、生气。

　　第二个：乐于制造麻烦。无论给大家添多少麻烦，他都不在乎，甚至有的小人宁愿费天大的功夫，也要将别人的事情搅黄了，损人不利己。

　　第三个：办坏事的效率特别高，特别擅长谋划不义之事。

　　孔子说：“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小人的方向正好相反，他们不愿意成人之美，不希望跟大家和谐相处。

　　小人中能出现仁人吗？孔子说从来没有出现过，因为方向选错了。

　　君子达不到仁者的境界，但是君子至少在大方向是正确的。希望我们都能选对方向，哪怕最终达不到仁者的境界，也能让自己的人格越来越美好。

　　爱之，能勿劳乎：宝剑锋从磨砺出

　　子曰：“爱之，能勿劳乎？忠焉，能勿诲乎？”

　　“爱之，能勿劳乎”，爱一个人，能不让他去努力工作吗？比如，我们爱自己的孩子，就会让孩子好好工作，劝勉他勤劳。如果“爱而勿劳”，就是爱一个人，却不为他计深远。古人把这叫作禽犊之爱，是指爱子女而不让他们磨炼，就像鸟兽对幼崽那样，是不理性的，没有做长远的考虑。

　　“忠焉，能勿诲乎”，如果你真的忠于一个人，你能够不去劝他吗？你会用善言来教诲他，去劝勉他。比如你侍奉君主，忠诚于他，你就要直言犯谏，说出自己的建议。

　　关于这句话，根据说话对象的不同，有两种理解方式。

　　“能勿劳乎”，你既可以理解成让他劳，也可以理解成为他劳。

　　假如把说话的对象想象成国君，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你爱你的国君，你能不为他努力吗？你忠于你的国君，你能不为他谋划吗？

　　这样理解，此处的“诲”是谋划之义。

　　为什么把“诲”解释为谋划的“谋”？李零教授考证，战国时期的文字，“谋”的字形与“悔”非常像，所以很有可能在漫长的岁月里演变成了今天的“诲”字。

　　假如你把说话的对象想象成你的学生、孩子、兄弟，这句话的理解就变成了——你爱他，你能够不让他去工作、去磨炼吗？你忠于他，难道不应该教诲他吗？

　　“诲”有可能是悔，也有可能是谋。古书在抄录的过程中，会出现一些小的笔误，这个是难免的。因此，我认为这两种解释都讲得通。

　　最重要的是我觉得这两种理解方式对我们都有正面的帮助，无论是面对领导，还是教育子女、学生、后辈，都可以用得上。

　　为命，裨谌草创之：利用团队的力量，避开思维的盲区

　　子曰：“为命，裨谌草创之，世叔讨论之，行人子羽修饰之，东里子产润色之。”

　　“为命”，意思是出一份文件。

　　孔子说的是郑国制定一份文件的过程，大概是他在给学生讲子产的故事时提到的。

　　子产是一代名相。孔子八岁左右的时候，子产当政。子产死的时候，孔子三十岁。子产对于孔子来说是一个楷模，所以孔子经常提到他。

　　郑国当时要制定一份文件，由大夫裨谌起草，另一个大夫世叔提出意见，一起讨论定夺。

　　“行人”指外交官。子羽作为外交官，再对文件进行修饰。

　　“东里子产润色之”，意思是住在东里的子产再加以润色。

　　经过这样几个步骤，这个文件才能够出台。

　　这些细节说明了郑国当时在子产的管理下制度非常规范，有细致而严格的流程，不是一言堂。

　　从现代的管理学上来说，这样的流程也是值得认可的。为什么在一个组织中，要有合作、有严谨的流程、有头脑风暴会议？因为每个人，不管认知达到怎样的高度，都难免会存在思维盲区。假如我们任由思维的惰性占主导，有了一个想法就觉得足够了，不愿意再进行新的思考，就会错过很多更好的方法。

　　思维的盲区会让我们远离真正的目标，从而造成各种各样的损失。

　　这就是为什么集体的智慧是很重要的。当多个人在多个角度一起思考问题时，才能够让我们的思维更立体，让我们得出更好的想法。

　　当然，无论是头脑风暴，还是六顶思考帽，都需要学习，而这是需要技术的，并不是所有人坐在一起开个会，就叫头脑风暴。另外，我们也要辩证地看待他人的建议，听取多方意见之后，果断地做决策，否则会陷入“筑室道旁，三年不成”的误区。

　　关于如何进行头脑风暴，在《斯坦福大学最受欢迎的创意课》中有非常实用的工具，在此也推荐给你们。

　　饭疏食，没齿无怨言：孔子对管仲的欣赏

　　或问子产。子曰：“惠人也。”

　　问子西。曰：“彼哉！彼哉！”

　　问管仲。曰：“人也。夺伯氏骈邑三百，饭疏食，没齿无怨言。”

　　这是孔子对三位名臣的评价。

　　有一个人问孔子，子产这个人怎么样。

　　孔子说，子产是个惠人，也就是子产惠施于民，给老百姓带来了很多好处。

　　孔子很称道子产。有个故事可以说明子产的德行。当时有个地方叫作“乡校”，即乡人聚会的场所，很多人在此讨论政事。有人跟子产提议要把乡校拆毁，避免是非。子产拒绝了，他认为把这个地方留下来让大家各抒己见是没有问题的，他在管理国事的过程中，本来就广开言路，对大家的意见非常包容。

　　对此，子产说：“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

　　子产认为，对于大家议论的事情，如果是对自己的政策表示赞同的，他就继续推行；如果别人提出反对意见，他就修改。乡校于他而言不是是非之地，而是教会他把事情做对、做好的地方。

　　子产态度开明，追求言论的开放，孔子很欣赏他。

　　接着，对方又问子西如何。子西是楚国的令尹，是楚昭王复国的功臣，但是后来死于战乱之中。子西跟孔子之间还有一个小过节，据说楚昭王曾经想把孔子请到楚国，却被子西给阻止了。

　　当问到子西的时候，孔子说：“这个人……这个人……”孔子顾左右而言他，没有对子西做出评价。

　　接着，对方问管仲。孔子说：“人也。”

　　“人”和“仁义”的“仁”可以互换。孔子很少说一个人达到了仁的境界，他说管仲可以算是仁。为什么管仲“仁”？因为他“夺伯氏骈邑三百，饭疏食，没齿无怨言”。

　　这句话有个故事背景。管仲把伯氏家族在自家的封地，也就是骈地的三百户收回来，使得贵族伯氏只能吃糙米饭，生活水平大幅降低，但是伯氏“没齿无怨言”，至死都没有说过管仲的坏话。有人认为这是因为管仲强悍，他的铁腕政策吓得对方只能禁言。我觉得不像如此，一个人恐吓对方，对方不再闹事是情理之中的，但是真正做到无怨言是很难的。被人恐吓了，多少会抱怨一下。管仲再有政治手腕，也不可能堵住伯氏的嘴。

　　我认为这里表达的是孔子对管仲的欣赏。伯氏之所以被收回封地的三百户而无怨言，是因为管仲处事公正，他所做的事情是符合正义的。

　　设想，在推进某一件事情的过程中，被你伤害了利益的人都能够认可你的做法，从很大程度上就能证明你的方法一定是公正、可靠、有科学性的。

　　在日常工作中，我们难免会伤及某些人的利益，这是为了一个更大的愿景，为了实现一个更好的目标。但是作为一个领导者，在这个过程中能否处理好矛盾，有时并不是看你的手腕，看你有多会斡旋，而是看你是不是出自私心、出自私怨。你做出的决策到底出于什么目的，到底有何初心，被伤害的人心里是很清楚的。

　　在孔子看来，管仲能够把这么复杂的事处理好，夺了人家的饭碗，让人家贵族“饭疏食”，对方竟然“没齿无怨言”，这说明管仲在处理这个问题时，让对方感受到了他的公正和大义，也说明他处理矛盾的能力很强。

　　对于子产和管仲，孔子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但很明显，孔子不太喜欢子西。孔子说“彼哉！彼哉”，可以理解为他对子西很无语，“这个人……这个人我无话可说”。

　　贫而无怨难：人可以穷，但志向不能短

　　子曰：“贫而无怨难，富而无骄易。”

　　为什么“富而无骄易”？如果你见过很多富有的人，尤其是连续三代都很富有的人，就会发现，他们往往并不觉得钱有多重要，也并不觉得自己有多了不起，甚至对钱都没有概念。在文学作品中，最典型的人物是《红楼梦》中的贾宝玉。有一次，他给前来给晴雯瞧病的大夫银子，拣来拣去，不知道给多少合适，他对钱完全没有概念。

　　做到富而无骄并不难，因为这个世界上比钱重要的东西太多了。什么样的人有了钱以后会变得傲慢、骄矜？往往是乍富之人，突然发了笔横财，便瞬间膨胀了，非豪车不开，非名牌不穿，并且享受周围人对他的羡慕和追捧。

　　这样的人其实是驾驭不了财富的，看似是他在利用金钱，实际上却被金钱禁锢了。

　　子贡也有很多钱，但他有比追求金钱更高的目标，愿意去接触更多有趣而美好的事物，愿意跟随孔子学习，接受礼乐熏陶，而这些都会令金钱显得相形见绌。对于类似于子贡的人来说，富而无骄是比较容易的。

　　但做到贫而无怨就很难了，我们很难劝一个连温饱都没有解决的人放下一切去学习，并且去感恩生活。面对贫苦的人，即使我们有一些劝诫之词，往往也说不出口。他们在“奔命”，每天在温饱线上挣扎，我们怎么能告诉他们“停下你手上的事情，去读书吧”？这种话显得太轻了，也显得缺乏共情。

　　温饱线，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分界线。未到达温饱线，你只能为了生存苦苦挣扎，没有精力去了解更多的知识；过了温饱线，你就有很多的机会和资源。

　　《贫穷的本质》中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论题，叫“贫穷的陷阱”。一个人穷到了一定的程度，他就很难爬出贫穷的陷阱。比如，在贫民窟里居住的人，如果有机会得到一笔钱，他根本攒不下来，他没有用这笔钱去增强自己或者储蓄的意识，他宁愿去抽烟，也不愿意用这笔钱做点有长远意义的事情，甚至不愿意先把贷款还掉。

　　一个人在长期贫困的压力之下，体内会分泌大量的与压力相关的激素，这会导致他情绪容易失控，频繁发怒，倾向于及时行乐，难以延迟满足，而这样的状态又会让他更难摆脱贫困，总之就是一个恶性循环。

　　比如在印度，很多生活条件差的人离不开茶。经济学家做过调研：人们只要坚持一个礼拜不喝茶，就能把高利贷还清，但大多数人不喝就受不了，每天挣了钱，先把茶钱付了，之后接着借钱生活，始终挣扎在温饱线上。

　　一个人想要爬出贫穷的陷阱太难了！他需要懂得延迟满足，需要有长远的规划，需要从认知层面进行彻底的自我更新——但他们往往根本没有提升认知的机会，只能浑浑噩噩地过着眼前的生活，也意识不到学习的重要性。

　　希望我们都能做到富而无骄。有了钱以后，意识到钱只是一个工具，我们可以追求更多比钱更美好的事物，让自己能够学到新知，开阔眼界，实现自我价值。

　　如果你当下比较贫穷，也希望你在为生计奔波的同时，能够抓住任何学习的机会，即使这真的很难。

　　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创业好，还是做高管好

　　子曰：“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

　　孟公绰是鲁国的大夫，是被孔子称道的一位先贤，他的特点是清心寡欲，不喜欢参与太多麻烦的事情。

　　赵、魏是晋国的两家贵族，“老”是家宰的意思。孔子说，孟公绰的修为很好，做赵、魏家族的家宰是绰绰有余的。这里的意思是，孟公绰的德行和能力，在大国里担任家臣是绰绰有余的，但让他去滕、薛这样的小地方做官，是做不了的。

　　这在当下也是很多人常常讨论的话题：一个人到底是自己创业，还是在大公司做高管？有的人就是适合在大公司里做高管，因为大公司的运行机制完备，企业文化成熟。很多高管只需要做好最重要的沟通、协调、统筹工作，一切东西照流程去做就够了，不需要太多的创意，也不需要处理特别复杂的人际关系，只要认真、勤勉、素质高、英文好，就能工作得很顺利。

　　但对于一个适合在大公司里担任领导的人来说，如果把他换到一家小的创业公司当CEO，就有可能力不从心，因为他面临的问题都是没有章法可依的，没有完整的规章制度可循，所有问题的解决方案都需要他去摸索，所有流程都需要他重新写，而这对一个人的抗压能力、挑战性、创新性的要求极高。

　　所以，孔子认为孟公绰这样清心寡欲的谦谦君子，可以在大国当小官，但是不可以在小国当大官。用我们现在的语言来说，就是适合在大平台当高管，不适合创业。

　　当然，我们也不要一概而论，因为孟公绰是孔子之前的人，孔子这样评价他，属于盖棺论定。但是对于当下的每一个人，不要给自己贴固化的标签，认为自己只适合打工，不适合创业，或者认为自己只适合待在小公司，不适合去大公司……人是具有弹性的，一个人的潜力是无限的，只要愿意刻意练习，愿意成长，一定会产生不可思议的变化。这就是孔子说的君子不器。

　　希望我们不要把自己设定为某一类型的人才。我个人对人才测评的准确性存在保留的态度，而且我相信，每个人都有广阔的提升空间。

　　成人：脚踏厚土，仰望星空

　　子路问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

　　子路问孔子什么叫作“成人”。在古代，“成人”就是完人的意思，子路问的是一个人怎样才能够成为一个完善的人。

　　我觉得英文里有个词能比较精准地概括这个意思：grow up（长大成人）。成年人其实是一个相当高的要求，并不完全凭年龄而论。很多人哪怕长到三四十岁，内在依然是个孩子，他们做事、说话时总是急切地想推卸责任，比如“我没有责任，你不能这样说我”“我又没有错，凭什么，这样不公平……”。

　　一个真正的成年人是怎样的呢？在《奈飞文化手册》中讲到奈飞招人的原则，就是只招成年人。我很难给成年人下具体的定义，但还是可以总结出成年人的一些特征：不需要整天跟别人说明自己、解释自己；不会急于撇开责任，不会总是讲“我没错，这不怪我”；不会过于在乎与面子有关的事；有较高的自尊水平，自我认可，不脆弱，不会轻易被伤害；把目光放在如何解决具体的问题上，而不是关心别人对自己的态度。

　　比如生活中，有的人到了老年时期，还在为面子、为自己脆弱的玻璃心而痛苦着。看一个人是不是真正长大了或成熟了，很重要的界定标准就是对方是否怀抱一颗不必要的玻璃心，是否容易被伤害到，是否具有完整的人格。

　　孔子是这样回答子路的。

　　“臧武仲之知”：臧武仲是鲁国的大夫，很聪明，有智慧。

　　“公绰之不欲”：像孟公绰一样，没有过分的欲望。

　　“卞庄子之勇”：卞庄子是鲁国最勇猛的一个大夫。《荀子》中有言：“齐人欲伐鲁，忌卞庄子。”齐人多次想要伐鲁，但只要卞庄子在，就不敢打。

　　“冉求之艺”：孔子曾夸奖冉求，说他多才多艺、爱学习。

　　孔子举的例子中，前三者都做过鲁国的大夫，第四位是自己的学生。

　　孔子认为，有知、不欲、有勇、有艺还不足以称作成人。他提出“文之以礼乐”，就是还要教人礼乐，让这个人的外在有恰到好处的修饰，这个人才算是人格完备了。

　　接下来的文字，有可能是孔子对自己的观点进行的补充。

　　当然，也有可能是子路说的话。子路对孔子说的话不是全盘接受。子路说，夫子说的要求过高了，其实不用那么费劲，只要能够做到“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也可以算作成人。

　　“见利思义”就是不要见利忘义，要有底线。

　　“见危授命”是指遇到危险的事，能够舍生取义。

　　“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要”同“约”，约束之义。这句话的意思是哪怕长期处于困苦之中，也不忘记自己的平生之志。

　　如果认为以上是子路讲的话，可以解释得通。子路在补充老师的说法，降低了成人的要求。但是根据我们对子路的了解，又觉得子路很难说出这么“漂亮有力”的话。

　　所以，这句话可能是孔子说的。孔子先以贤者举例，跟子路列出了成人的较高标准，但又觉得很难做到，就补充了低一级的要求——只要做到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约不忘平生之言，就可以了。

　　不论这段话是出自谁之口，我们读完这段，至少应该记得三点。

　　见利思义：不要一看到钱就忘记义，不管来路正不正、符不符合道义、有没有签过合同……

　　见危授命：遇到了危险，要能够站出来，勇于承担责任。

　　久约不忘平生之言：王尔德说“生活在阴沟里，但依然有人仰望星空”，纵使不幸地遭遇长期的贫困，也永远不要忘记去仰望星空。

　　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与人交往的原则

　　子问公叔文子于公明贾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

　　公明贾对曰：“以告者过也。夫子时然后言，人不厌其言；乐然后笑，人不厌其笑；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

　　子曰：“其然？岂其然乎？”

　　这段话是孔子向别人提问。《论语》中，我们极少见到这样的场景，大部分情况是别人询问孔子。

　　公叔文子是卫国的贤达人物。有人说公叔文子的特点是不言、不笑、不取，也就是不苟言笑，不随便拿别人的东西。

　　公明贾是卫国的大臣。孔子问公明贾：“公叔文子的如上特点是真的吗？”

　　公明贾说：“以告者过也。”这里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是说这种说法错了，另一种解释是传得有点夸张了。

　　我觉得根据后文来理解，解释为“传得有点夸张”可能会更切合。

　　公明贾说“夫子时然后言，人不厌其言”，夫子不是不说话，而是他说话恰到好处，到了该说话的时候，他才说话。如果一个人说话时能够掌握火候、分寸、场合，知道什么时候该开口，人们就不会讨厌他说话。

　　“乐然后笑，人不厌其笑”，他是真正发自内心地感到开心才笑，所以人们也不讨厌他的笑。

　　不随意说话，不随意地笑，这有什么可赞叹的呢？

　　在日本，笑也是需要谨慎的。在日本文化中，一个人没有理由地对他人笑也许并不意味着礼貌和善意，因为在对方看来，这样的笑是莫名其妙的，甚至可能是嘲笑。与之相反的是欧美人，无论是否认识，都会热情地打招呼、微笑。日本人最初和西方人做生意的时候，不理解欧美人的这种“自来熟”，产生了不少误会。

　　后来，日本的国际企业为了改变这件事情，专门对员工进行了培训，请员工理解不同国家的风俗和文化，学习如何和西方人打交道。

　　在中国古代，也有这样的可能，人不能无缘无故地发笑，且很多贵族并不欣赏别人对自己无理由地笑。

　　公叔文子的笑都是从心而生的，是因为真正感到愉快才会笑，这样的笑显得格外真诚，具有感染力，所以自然没有人觉得不好。

　　“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不是不能拿东西，而是拿东西要符合义，这样，人们就会觉得他拿也是应该的。

　　公明贾对于公叔文子的评价很精彩。

　　但是孔子听完，说了一句：“其然？岂其然乎？”

　　这是一句非常有琢磨空间的话，意思是：是这样啊，真的是这样吗？

　　孔子似乎不太认同，或者说不太相信。我不知道孔子是不相信公明贾说的话，还是不相信公叔文子能够做到这一点，这都有可能。

　　总之，孔子对以上的评价，是有保留的。

　　这段文字给予我们最大的借鉴，是“时然后言”“乐然后笑”“义然后取”这三个与人交往的原则。做到这样，你才能在人际关系中让他人感觉舒适。

　　臧武仲以防求为后于鲁：孔子评价臧武仲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为后于鲁，虽曰不要（yāo）君，吾不信也。”

　　《论语》中曾经出现“臧武仲之知”，意思是臧武仲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但就是这样一个聪明人，在政治斗争中落败，被排挤到了齐国。他逃到齐国以后，想凭借自己的防邑（位置在山东曲阜附近，是他的一个私邑），让他的后人在鲁国继续承袭家族的地位。

　　臧武仲虽然不是三家之一，但也是鲁国非常重要的一支贵族。他人虽然在齐国，但还是想为后人做打算，提出让自己的家人来接替臧家的家产。

　　“以防求”，有可能是拿防地出来跟鲁君交换，或者是提出了对于防地归属权的要求。此处说得并不具体，直译过来，就是他凭借此处的防邑来请求立他的后代为鲁国的卿大夫，去接续他的血脉和名位。

　　我觉得还有一种可能是，他在防邑布有重兵，以此来跟鲁君谈判。

　　孔子说，虽然他自己说这不是在要挟鲁君，但客观来讲，既然不是要挟，为什么要在私邑驻军？孔子不太相信臧武仲的话。

　　齐桓公正而不谲：孔子赞美齐桓公

　　子曰：“晋文公谲而不正，齐桓公正而不谲。”

　　“谲”（jué）是诡谲、奸诈之义。孔子认为晋文公谲而不正，狡猾而不够正派；认为齐桓公正而不谲，用的是光明正大的方略。

　　晋文公和齐桓公都属于春秋五霸，这是孔子对其二人的评价。

　　孔子对晋文公的评价很低，因为晋文公“挟天子以令诸侯”。他在城濮之战后，把周天子招到河阳，举行践土之盟，借此举行诸侯大会。

　　齐桓公与他不同。齐桓公是尊王攘夷，利用自己的力量，尊天子之位，保护华夏的文明不被外族侵害。

　　孔子认为，齐桓公虽然是五霸之一，但他尊重王权，是“霸在王下”，是完全合法的。晋文公“挟天子以令诸侯”，是“霸在王上”，让王成为他的工具，成为他的背书。这两人的出发点是完全不同的。

　　孔子说：“晋文公谲而不正，齐桓公正而不谲。”此处的“正”可以理解为有原则、有底线，“谲”是指用计太多。政治家善用计谋很正常，孙子讲“兵者，诡道也”，如果不会用计，怎么跟人打仗呢？此处的关键还是在于度。齐桓公肯定也有计谋，但重要的是他有底线，没有不择手段。

　　“正”是齐桓公和晋文公最大的区别之一。这给我们一个启示——心机和手段未必是唯一的通道，我们行事光明正大，同样能够实现自己的目标。

　　桓公九合诸侯：孔子再次赞美管仲

　　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孔子再次赞扬了管仲。这里牵扯一段大家耳熟能详的故事——管鲍之交。

　　管仲和鲍叔牙是发小，关系特别好。有人对鲍叔牙说：“管仲不是什么好人，他跟你做生意，每次都是他拿得多，你拿得少。”鲍叔牙说：“他家里有老母需要奉养，他拿多点是应该的。”有人跟鲍叔牙说：“管仲在背后说你的坏话。”鲍叔牙说：“没关系，我们之间心知肚明。”

　　后来，管仲和鲍叔牙分别辅佐两个不同的公子：鲍叔牙辅佐公子小白，即后来的齐桓公，而管仲辅佐的是和公子小白争夺王位的对手公子纠。在齐襄王去世之后，为了帮助公子纠夺取国君之位，管仲还亲自暗杀过公子小白，只是失败了。

　　这个故事我们在《樊登讲论语：学而》中说到过，在此不赘述。

　　齐桓公对管仲可谓深仇大恨，在掌权之后，他先杀了公子纠，打算杀管仲时，却被鲍叔牙阻止了。不仅如此，鲍叔牙还劝齐桓公重用管仲。

　　齐桓公听了鲍叔牙的建议，拜管仲为相。之后的几十年里，管仲帮着齐桓公治理国家、尊王攘夷、九合诸侯。

　　关于这段典故，孔子的学生们都很熟悉，这是当时的热点事件。子路认为，桓公杀了公子纠，对管仲来说，他的主上死了，而他却苟且偷生，这个人不忠诚，不算仁。

　　孔子说，齐桓公能够九次召开诸侯大会，不是靠武力要挟，而是靠威信，这和管仲的治国能力分不开。比如在经济层面，管仲最突出的贡献是提出了盐铁论，即一面煮海水为盐，一面开山打铁。齐国的地理位置在当时并不算好，但是有盐有铁，就从一个贫穷的国家变得富庶起来了。齐国成了一个富庶的大国，齐桓公又是一位正而不谲的君主，之后的尊王攘夷、九合诸侯自然水到渠成。

　　孔子认为，能够九合诸侯，不动兵戈就让天下趋于和平，就是仁。

　　正如前文所讲，孔子对于“言必信，行必果”的评价并不高，在他看来，这叫作“硁硁然小人哉”。作为一个君子，最关键的是看大节：看一个人到底是不是做出了贡献，对老百姓是不是有好处，行为方式是否合乎于义，而不是为了匹夫之勇，为了一时的意气，为了表忠心，而白白地赴死。

　　孔子是从更大的层面看问题的，而子路此前没有理解到这一层。

　　管仲相桓公：人要学会与自己和解

　　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

　　对于管仲的讨论继续。

　　子贡也跟子路一样，向孔子表达自己的看法。子贡说：“管仲肯定不算什么好人，你看，主上被杀后，他偷生也就算了，竟还去给自己的敌人当宰相。”

　　孔子说：“管仲帮助齐桓公成为春秋五霸，匡扶天下，我们直到今天都受惠于他。”

　　在此，孔子说了一句名言：“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如果没有管仲，我们早被夷狄统治，都成了野蛮人。

　　什么是“被发左衽”？在当时，华夏和蛮夷的着装方式完全不同，华夏的人衣襟是朝右开的，蛮夷地带的人则是衣襟朝左边开，露出肩膀，而且披头散发。如果有贵族或者官员表示“我要和文明世界决绝了，不再参与任何政治斗争了”，就可以披发文身，意味着自己从今天起就是野蛮人了。

　　在日本，身上有文身的人往往被认为是黑社会。有人在身上刺青，就代表着他下定决心加入黑社会，跟主流社会分开了。因此，如果我们到日本去泡温泉，会发现门上面写着有刺青者不得入内。

　　中国古代，在身上刺青也代表着和社会的一种决裂。衣着打扮、个人形象能够反映自己的态度。

　　顾颉刚先生的《国史讲话·春秋》中提到，春秋结束时，最大的一个成果就是形成了华夏文明的雏形。此时的华夏文明，受到的最大威胁来自游牧民族。如果游牧民族不断地发动战争，侵占华夏的土地，那么很有可能所有人都将变成野蛮人。

　　孔子认为，阻止这件事情发生的是管仲。正因为有管仲来帮助齐桓公一匡天下，让华夏民族一致对外，我们才不至于变成披发左衽的野蛮人。因此，管仲是“仁”的。

　　孔子说：“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

　　“谅”通明亮的“亮”，可以理解为小小的信用。孔子的意思是，子贡和子路所说的“非仁”，就像普通的匹夫、匹妇，为了一点小小的信用，在没人知道的山沟里上吊自杀，谁知道他们？

　　孔子倡导的是不要为了一点面子和所谓的义气，就忘记了自己的价值和使命，与“小信”相比，“大仁”才是更为重要的。为了天下的大义，要能够忍辱，能够与自己和解，与对手和解。管仲并不是偷生，而是为天下苍生珍惜自己的生命，这是一个更高的境界。

　　我们经常看到有人为一点小事去纠结对错，做伤害自己、伤害他人的事，这就叫作“自经于沟渎”。这样做，根本不是为了什么大义，只为自己的内心过意不去罢了。

　　所以，要多读读《论语》，培养为天下黎民苍生做事情的责任感，那么眼界和心胸都将会更加开阔。

　　大夫僎与文子同升诸公：大度、无私是领导者的基本涵养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与文子同升诸公。子闻之，曰：“可以为‘文’矣。”

　　公叔文子与自己的家臣僎“同升诸公”，也就是一起被提拔。

　　孔子听到之后，说“可以为‘文’矣”，意思是公叔文子配得上“文”的谥号。

　　谥号对于古人有多重要呢？在古代，谥号是在一个人逝去之后，对他用最精练的文字进行的盖棺论定，而且有严格的礼制，不能乱来。举一个例子，范仲淹的谥号叫范文正公，欧阳修叫欧阳文忠公，苏东坡叫苏文忠公，他们三位的谥号都是两个字，即在“文”字后加一个“正”或者“忠”。欧阳修去世的时候，关于到底是给一个字还是两个字就讨论了好几年，因为这是非常严肃的事情。单独一个“文”字属于第一级的谥号，是表达非常高的褒奖，而“文正”“文忠”则稍低一个层次。真正能够以“文”字为谥号的，在他们那个时代只有王文公，就是王安石。

　　公叔文子的谥号是“文”，这是表达对他极高的赞颂，意味着他具有经天纬地的才华、宽宏博厚的德行。

　　他为什么能够配得上这个谥号？孔子通过“大夫僎与文子同升诸公”这件事就能够看得出他的气量。他愿意把自己的家臣举荐出来，与自己一起于朝堂之上并肩而立、平起平坐。孔子认为，就冲这一点，他就值得称颂。

　　我们观察一个管理者的胸怀，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看他能不能接受自己的下属与自己并肩，愿不愿意将下属举荐出来，甚至是否乐意看到昔日的下属超越自己。对大多数人而言，如果下属超越自己，会产生深深的失落感。

　　怎样的领导者能够做到像公叔文子一样？他一定要有大公无私、一心为公的品质，不在乎自己的面子，不在意别人的讽刺——“你的下属超过你了，你还在原地踏步”。在他看来，能干的人被提拔、被重用，是国家之福、人民之幸。

　　有的企业家把员工视为私有财产，如果有员工要离开，就会很不愉快，甚至与其发生冲突，这样的企业家就应该学一学公叔文子的气量。《联盟》这本书提醒我们，管理者一定要问员工一个问题：如果将来你离开这家公司，在离开时，你希望自己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管理者应该期待员工离开的时候比入职的时候更好，这说明整个团队都是在提升的状态。一家公司敢于鼓励自己的员工创业，才是一家大格局公司所应该拥有的智慧。

　　公叔文子能够推荐自己的家臣出来，与自己同朝为官，同升诸公，足以见其气量，所以孔子认为他配得上“文”这个字。

　　仲叔圉治宾客：识人善用是一项才能

　　子言卫灵公之无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丧？”孔子曰：“仲叔圉治宾客，祝治宗庙，王孙贾治军旅。夫如是，奚其丧？”

　　孔子周游列国后回到鲁国。此时的季康子比较年轻，经常来向孔子请教，让孔子跟他讲路上的见闻。

　　这次，他们说起了卫灵公无道，宠爱南子，家族关系很差，导致卫国大乱的事情。

　　季康子问：“如果是这样，卫国为什么还没有彻底灭亡？”

　　孔子说“仲叔圉治宾客”。仲叔圉就是孔文子，他的工作是帮卫灵公接待外宾。“祝治宗庙”，有一个词叫“祝之佞”，祝以能言善辩而闻名，他主要负责祭祀工作。“王孙贾治军旅”，王孙贾是将军，负责治军。

　　一个国家在外交上稳定；宗庙祭祀照常进行，也就是内在精神层面稳定；将军治军有方，军队战斗力稳定——“夫如是，奚其丧？”有这三个人帮他管理国家，卫国又怎么会消失？

　　孔子有他的深意，即提醒季康子，识人用人是非常重要的。

　　季康子的问题，换一种说法其实是“既然道德修养很重要，那为什么像卫灵公这样道德修养不怎么样的人，国家也能发展下去”。

　　孔子把问题厘清，告诉季康子，卫国之所以目前还能维持，不是来自国君的修养，而是来自他识人善用。

　　但是卫灵公的无道，终将带来隐患，果然，后来当这三个人退出历史舞台，卫国就大乱了。

　　其言之不怍，则为之也难：如何判断别人是否在吹牛

　　子曰：“其言之不怍，则为之也难。”

　　“怍”是愧疚、脸红、害羞之义。孔子说，如果一个人说话的时候大言不惭，吹牛的时候不脸红、不羞愧，想要把事情办好，会很难。

　　有人总是习惯说大话，将事情考虑得很简单，觉得一切尽在掌握中。比如我早期创业时，开了一家小公司，一位职业经理人对我说，如果按他的规划和部署，我什么都不必操心，公司的一切都能好起来，且实现连年增长，等等。当时我没有经验，他设想的图景令我很向往，我就聘请了他。结果，他在公司似乎“水土不服”，费尽心思，却劳而无功。

　　这种对某件事情过于乐观的情况，往往发生在缺乏足够实践经验的人身上。一个人没有亲身经历过某件事情，就不知道其中的困难，缺乏敬畏之心，所以才会轻易地讲出“容易”二字。

　　当一个人把话说得太满时，就很难把事情做好。我们在遇到习惯于大包大揽、爱夸下海口的人时，一定要小心。

　　孔子喜欢刚毅木讷的人，不喜欢爱说漂亮话的人。他所欣赏的人，要“临事而惧，好谋而成”。举个例子，曾国藩打仗很有经验，但他并不算取巧，而是“结硬寨，打呆仗”。他的军队简直就是个工程队，攻城之前总是会挖沟。比如，要攻下一座守备严密、城墙坚固的城是很艰难的，部队在城外驻扎时，随时可能被偷袭。曾国藩吃过很多次亏，得出了经验：攻城之前，首先要做的是在城外再修一道围墙，并且要挖大沟，有利于藏身。曾国藩的原则是，他虽然在地理上没有城里有优势，但他也得把自己保护起来，让别人无法偷袭他。等到他施工之后围城，不用进攻，只需断了对方的供给，便可兵不血刃。

　　“结硬寨，打呆仗”这个笨功夫，听起来没啥技巧性，但真的容易吗？如果有人说，原来打仗这么容易，那就是毫无军事经验的人。

　　所有的“笨功夫”背后，都是不断的尝试。

　　做事要比说话难得多。在生活中，我们可以大胆地做事，但是说话一定要谨慎。

　　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孔子请求讨伐陈恒

　　陈成子弑简公。孔子沐浴而朝，告于哀公曰：“陈恒弑其君，请讨之。”公曰：“告夫三子！”

　　孔子曰：“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

　　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

　　这件事发生在孔子晚年。此时的孔子已经退休了，在这一年，颜回也去世了。

　　这时，发生了一件国际大事：“陈成子弑简公”。中国古代，很多字是有特定用法的，“弑”的特定用法就在于“以下杀上”，比如弑父、弑君。

　　陈成子名恒，即田恒。田恒篡位，杀害了齐简公，史称“田氏代齐”。

　　陈成子身上还有一个典故：“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一个人偷了别人衣袋上的装饰品，可能被拉到街上杀头。但如果一个人谋权篡位，窃了一个国家，反倒变成了诸侯。

　　陈恒杀了简公，孔子闻之，“沐浴而朝”。作为一个退休官员，孔子沐浴更衣，穿戴整齐来上朝。见到鲁哀公后，孔子说：“陈恒弑其君，不合于义，我们应该发兵。”在孔子看来，追求仁和义是无国界的。孔子所追求的是“兴灭国，继绝世”。

　　鲁哀公说：“告夫三子！”意思是“你去跟那三个人说吧”。此“三子”，指的当然是季孙氏、孟孙氏、叔孙氏。

　　鲁哀公早已失势，根本就没有兵权。孔子也非常清楚，向鲁哀公提请求是徒劳的，但是孔子说了一句很有名的话：“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这句话就类似于《无间道》里梁朝伟说的“对不起，我是警察”。孔子从当大夫开始，就明白什么是自己的责任，有的事情，必须得说。

　　鲁哀公让他找三桓，孔子立刻就行动了。他向三家提出自己的请求，但三桓的态度是作壁上观——鲁国本来就不算强大，怎么能兴兵去管齐国的事呢？

　　孔子再次说：“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我既然做过大夫，拿过这份俸禄，那么该说的话我一定要说，这是我的责任。”

　　为什么孔子了不起？他是一个“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人！明知道跟三家提出这样的请求是无效的，是一定会被拒绝的，但他认为这是自己的责任，他必须去说。

　　从这件事情中，我们能看到他的操守和勇气。

　　勿欺也，而犯之：什么情况下可以对领导有话直说

　　子路问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子路问孔子如何侍奉君主，如何与国君相处。

　　孔子说：“你不要欺骗他，不要说假话，不要跟他耍手段；你可以有话直说，犯颜直谏，敢于逆龙鳞，说一些他不爱听的话。”

　　孔子的回答让人很意外，因为子路本身就是一个过于刚直的人。孔子平常总是担心子路因为性子太直而犯错，劝他“切切偲偲，怡怡如也”，但是这一次，子路问事君，孔子竟然一反常态，对他说要敢于对君主直谏。

　　为什么孔子让子路有话直说？我想，很可能因为事关政治，需要极高明的为人处世的技巧。官员在朝堂之上陈述观点，要委婉而有力，要擅长说服君王。而子路的性格太耿直了，他从来不会委婉地说话，如果他想婉转地表达看法，反而可能让他人会错意，搞不好更容易得罪君王。

　　滑稽家东方朔是汉武帝的宠臣，他善于斡旋，擅长用迂回的方式处理问题。有一次，汉武帝乳母的儿子犯了事要被杀头，乳母想为儿子向汉武帝求情，先请教东方朔该怎么办。东方朔说：“皇帝肯定不会轻易答应，因为这是法律。你要真想让他答应，你求情之后该离开时就离开，但你要一直回头看。”

　　到了第二天，乳母求汉武帝。汉武帝果然拒绝了，对乳母说：“你出去吧。”

　　乳母便往外走，边走边回头。东方朔在一旁呵斥：“你还回头看什么，皇帝早就不吃你的奶了。”

　　汉武帝听了之后，心一软，说饶他一命吧。

　　有心机的人，为了达到目的能费尽心思、用尽招数。但子路明显是个没有心机的人，勉强让他婉转处事，他肯定摸不着头脑。所以，孔子不建议子路学习迂回的技巧，干脆让他直来直去，只要做到不冒犯君王就好了。

　　君子上达，小人下达：君子与小人在“技能”上的区别

　　子曰：“君子上达，小人下达。”

　　此节阐述了君子和小人所追求的人生方向。

　　“上达”就是追求仁义、天命。君子学的是仁义，追求的是通达天命。

　　“下达”代表着名利、权情、财力等眼前的利益。

　　君子追求的是知识、精神、道德这类形而上的东西，小人追求的是财富、地位这类实实在在的利益。

　　从办事能力上看，君子与小人也有区别。

　　“小人下达”，小人在很多凡俗之事上特别擅长，比如会说漂亮话，在饭局上挥洒自如，懂得人情世故。

　　这些事情，君子往往不擅长。在酒桌上陪人喝酒，拍着对方的肩膀称兄道弟，君子实在是做不到。

　　君子擅长的是那些看上去没有什么实实在在的利益的东西，比如讨论学问、修炼自身品德、反思自我等。请君子上台讲话，他能有理有据地说出自己的观点，但是让他私下里去与人商量利用瓜分对策，他无法参与。

　　君子关心的是“上达”，研究学问、追求仁义；小人关注的是“下达”，想的是处世技巧。

　　孔子感叹，君子上达，小人下达。我们要追求成为君子，但小人也有小人的长处。

　　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学习本来就是为了自己

　　子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

　　我们学习到底是为谁？孔子说“古之学者为己”，也就是为自己，通过学习来对照、批判、反思、映射出自己的内心，让自己有好的改变。这才是正确的学习方法。

　　“今之学者为人”是孔子对于他所处的乱世之下一些学者的评价。当时，有的人学习并不是为了提升自己的修养，而是为了向他人证明自己的能力，或者是学会批评别人有什么不对。

　　当我们为别人而学时，就会产生无力感，越学越焦虑，因为我们只是为了让别人看到自己，而不是享受学习的过程。还有的人，通过学习明白了事理，觉得自己与周围的人不一样了，变得高傲而偏执。本质上，这是学习的方向错了。

　　为什么有的人在学习中感到欢喜，甚至产生沉浸体验？因为他们将所学的东西内化为了自己的力量，而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能感受到自己的成长和变化。

　　关于求学，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别将自己当作一支手电筒，只照得到别人，而看不见自己。应该往内修，自我观照，自我反思，以批判性思维审视自己的想法和行为，才能不断地进步。

　　向内找，你才能真正体会到学习的快乐。

　　蘧伯玉使人于孔子：如何精准地介绍他人

　　蘧伯玉使人于孔子。孔子与之坐而问焉，曰：“夫子何为？”对曰：“夫子欲寡其过而未能也。”

　　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

　　当孔子对一个人的行为特别认可，想要大力表扬时，他往往不会当面说，而是等对方出门之后大发感慨、大加赞颂。这一次，被他称颂的是蘧伯玉，他说：“这才叫使者，这才是好的使者！”

　　蘧伯玉是卫国的大夫，孔子非常欣赏他，因为他特别善于自我反思。《庄子》《淮南子》中都有关于蘧伯玉的记载。蘧伯玉活到五十岁的时候，觉得前面四十九年都是错的；活到六十岁的时候，觉得前面五十九年都是错的。

　　蘧伯玉跟孔子是朋友。有一天，蘧伯玉派人来见孔子，孔子与来使对坐聊天。孔子问：“夫子何为？”意思是，蘧伯玉最近在忙什么呢？

　　使者回答说，夫子每天都在自省，他希望自己的过错越来越少，但尚且做不到。

　　使者拜别孔子出门之后，孔子感叹说这才叫使者！能遇到这样的一位使者，真是太棒了！

　　孔子不过是和使者说了几句话，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感慨呢？我们细想一下，会发现这很有趣。如果你要替你的老板说好话，而且刚好说到点上，对老板而言，就是知音难觅。蘧伯玉希望树立一种善于内省的形象，而他的使者能精准地捕捉到老板的最大特点，并很得体地表达了出来。

　　很多人就不善于抓住人的特点，说不清楚自己的老板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

　　我有时候会遇到一些尴尬的场面，别人介绍我时说“这是樊老师，他是网红”“他粉丝特别多”“他卖书很厉害”……我在一旁感觉非常不自在。对方的介绍当然也没什么问题，但他说的并不是我想要成为的人。我并不觉得粉丝多就特别了不起，如果有人过分吹嘘我，我就会觉得不好意思，无地自容。

　　对于这样的介绍者，我自然不会有“使乎！使乎！”的感叹。

　　如果一个人真的懂你，能够概括你的价值观，能够理解你真正重视的东西是什么，你就会很感动。因此，我们在描述一个人的时候，应该抓住重点，挖掘特点，帮助他塑造一个更加符合他的价值观的“人设”。

　　比如蘧伯玉的这位使者，他并没有说“夫子寡其过为天下第一人也”。他如果这么说，就是吹牛，反而与蘧伯玉善于自省的形象相悖了。使者说的是“夫子欲寡其过而未能也”，简单一句话，概括出了蘧伯玉的价值观和谦虚的性格。

　　孔子很欣赏这样一个充满智慧的使者。

　　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将目光放在影响圈

　　子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论语·泰伯》中也曾经出现过这句话——“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这不是我们平常所理解的“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是说看着别人做错事，但只要和自己无关，就不操心。但“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核心是说，不要越权去插手别人的事情，而应该努力地去做好自己的事。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你完全保留自己的意见，不关心、不帮忙。你可以通过合理的沟通，表达自己的建议和想法，帮助别人换一个角度看问题。

　　曾子补充了一句“君子思不出其位”，意思是，君子思考问题，要在自己的位置，而不能超出自己的权限。

　　但是，“不出其位”的尺度是很难把握的。一个人的位置到底有多大，哪些事需要操心，哪些事不需要操心，我们很难去界定。毕竟，一个小小的员工也有可能想出一个解决大问题的好方法。

　　这句话中的“思”，我的理解不是“思考、考虑”，匹夫尚可忧国忧民。“思不出其位”是说，不要为某件不属于自己权限范围内的事情而焦虑。我们要做好自己的事，不用为自己控制不了的事过分地忧愁，将目光放在影响圈而不是关注圈，就可以做到“君子思不出其位”。

　　只有在影响圈下足功夫，我们的能力才有可能慢慢扩大到关注圈。如果将精力都放到关注圈里，影响圈就会越来越小。

　　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公关思维不可取

　　子曰：“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

　　有人把这句话理解为“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但我觉得，这样分开理解会更好——“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

　　君子不爱吹牛，不擅长说好听的话；君子尽量把事情做得更好，追求卓越。如果一个人太爱表达，把事情说得特别夸张，就算不得是君子。

　　有的人做事惯用“公关思维”。公关思维的特点就是把一件小事放大，描述得特别夸张，比如去一个乡村小学做了一次公益，就拍了无数张照片到处传播，但一个真正的公益人，不会过度地宣传自己，而是努力做更多的事情。即便他做适当的宣传，初心也是希望能够把这件事情做得更好，而不是为了博取名声。

　　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儒家的“三达德”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子贡曰：“夫子自道也。”

　　孔子说：“君子之道有三，我还没有做到：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

　　不忧、不惑、不惧是多么难能可贵的精神。

　　为什么“仁者不忧”？一个人心怀他人、心怀天下，就能接受无常，敢于拥抱不确定性，尽人事而听天命，有什么可忧愁的？为什么我们会忧愁？因为我们总是担心自己的权力、财富受损，患得患失。当你不过度地在乎自己的利益，更多地考虑天下，你的忧愁一定会减少。

　　“知者不惑”：“不惑”并非表示什么都懂，而更多地意味着不迷惑、不困惑，不被外在的享乐、短暂的利益所诱惑。一个智者会明白，外在的所有东西——外表、钱、地位、名声……都是过眼云烟。看透这一点，他就不会被诱惑，也不会整天瞻前顾后、迷茫不安。

　　“勇者不惧”：“不惧”并不意味着完全不怕，而是“知其不可而为之”，哪怕再恐惧，该做的事情也得做。即便两股战战，依然要往前走，担负起自己的责任，选择为真理而战。

　　这就是儒家的三达德——智、仁、勇，也是儒生们所要修炼的完善人格。

　　子贡曰：“夫子自道也。”机智如子贡，早已看清了这一切。他说，这是夫子在说自己，说这三个境界自己还达不到。

　　孔子做到了吗？

　　子贡对孔子非常忠心。他之所以那么崇拜孔子，在孔子去世之后去传播他的学问，其实就在于他了解孔子是真的做到了。

　　子贡方人：别对他人下评断

　　子贡方人。子曰：“赐也贤乎哉？夫我则不暇。”

　　孔子批评了子贡。

　　“方人”的意思是与人做比较、论长短。还有一种解释是同“谤”，也就是谈论别人的过错。总体上，就是议论、评价、说短论长。

　　魏晋时期，国家设立机构来评论世间的各种人物，把人分成九品，每一品分成若干档次，以此对人物进行细分。

　　古人喜欢品人物。子贡跟大家在一起时也喜欢讨论谁是英雄，哪个人智，哪个人勇……此举传到孔子耳朵里，孔子说“赐也贤乎哉”。意思是，端木赐啊，现在就特别贤能了吗？他的水平已经很高了吗？

　　“夫我则不暇”：换作是我，我是没时间对别人说短论长的。

　　关注自身修为就足够了，何必去生口舌是非？这就叫“闲谈莫论人非，静坐常思己过”，一个人待着的时候，多反思自己，看看自己有什么可改变的。整天讨论别人的事，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对别人，有什么好处呢？无非是逞口舌之快。

　　这是一种婉转的批评。以后如果看到有人互相在一起说八卦，还劝你加入，你可以回一句“夫我则不暇”——我没工夫参与。

　　不患人之不己知：能力比名声更重要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

　　“不患人之不己知”这句话在《论语》中出现了多次，比如“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说明孔子很在乎人是否知道自己这件事。因此，他反复叮咛，反复强调，或者说是反复安慰自己。

　　他在给自己打气，说：“不用担心别人不知道我。”

　　“患其不能也”说得很对，即要担心的是能力不够。

　　这句话对我也产生了莫大的安慰。大学时期，我非常希望大家都知道我，希望能得奖，能上海报，让大家天天看到我的名字。每当参加比赛却评选不上时，我就会感到沮丧。后来看到了这句话，我立刻受到触动——“别人不知道我，这很正常，我要担心的是我的能力怎么样，是不是实至名归地应该被人写在海报上。”

　　这就是我们心态调整时非常重要的台阶。当一个人上到这个台阶，走到这一步时，就不用再去担心外界对自己到底是否公平了。当然，我们也能够从中看到孔子成长的过程，他不断地强调“不患人之不己知”，说明他也一直在努力地调整心态，努力地登上新的台阶。也许这对他来讲也不是一件特别容易的事情。

　　虽然不易，但我们还是要以此勉励自己。

　　抑亦先觉者：做一个具有强大洞察力的人

　　子曰：“不逆诈，不亿不信，抑亦先觉者，是贤乎！”

　　“不逆诈”：“逆”是预料，“诈”是欺诈。此句直译是，不要揣测别人是不是在骗你。

　　“不亿不信”：“亿”是臆测、猜测的意思，“不信”就是对方不讲信用。整句话直译是，你不用凭空臆想对方不讲诚信。

　　“抑亦先觉者”：就算你不做以上两件事，也就是不去臆测、不假定别人，但你依然能够先行察觉，洞察事情的真相。

　　“是贤乎”：这就是贤者。

　　整句话连起来的意思是：如果一个人不是靠猜测对方是否使诈、是否诚信，却能识别对方的伎俩，免于受骗，这就称得上是贤人了。

　　有的人也许会说，我们不应该靠提高警惕来保护自己吗？这种说法不全对，因为世界上的很多事情，不是靠提高警惕就能避免的，而是要靠你的判断力和洞察力。

　　比如，有的事情经过你的逻辑推理和严格计算，发现它是不合理的，根本无法实现，那就不用去猜测对方的初心，你已经通过理性去判断这件事本身是立不住的。

　　有的年轻人，受了很多教育，有很高的学历，却被人骗去做传销，是因为他在根本上缺乏判断力。他有自己的计算公式，测算到自己能赚到一笔巨款，但传销模式有一个巨大的bug（漏洞）：以极少的投入，撬动极大的利益。比如传销组织承诺你交三千元就有可能赚三百万元，因为组织里所有人都是交三千元，赚到了三百万元……可是钱是从哪里来的？一个传销组织只是一个闭环系统，进来的钱就是每个“人头”所交的三千元，那么又怎么可能让大家都得到三百万元呢？这个计算公式明显是不成立的。

　　遇到这种情况，你就要做到“不逆诈，不亿不信”，根本不需要猜测对方是不是骗子，是不是坏人。你只要根据常识进行判断，有一颗不容易被利益撼动的心，那么不论对方是什么人，说怎样具有诱惑性的话，你都能够冷静地分析。有理智、有常识、能够控制欲望，这样的人才是明智的。

　　孔子认为，如果一个人具备这样的常识，能够控制欲望，冷静地分析，这个人就是贤者。

　　很多合作的不成功，往往不是合作方不讲信用，而是这个合作项目本身的逻辑有问题，交易结构、发展空间、运行逻辑都不合理。比如曾经有一种贷款项目在亲戚之间流行过，以年化收益率百分之四十的诱惑来引导大家投钱。面对这种项目，我们要判断的不是推荐者的人品——你的父母、姑姑、舅舅、兄弟姐妹会骗你吗？当然不会。我们要考虑的是这件事情本身的商业逻辑对不对。如果你放弃基本的常识，被高利率所吸引，把钱全部投进去，那不能说明你的亲人在骗你，而是你的判断力出了问题。

　　还有人在找工作的时候被骗，因为他只盯住对方许诺的高薪，却没有判断行业的前景，没有对照行业的整体标准来评估自己的薪资是否合理。当一件事情超出你的常识范围时，你就要去看到不合理的部分，做出理智的判断。

　　在这里，孔子提醒我们，如果判断一个合作事项，只能够靠“逆诈”或者“亿”来猜测对方的信用度如何，那这种思考模式就太肤浅了。我们需要守住常识，就不容易被利益所诱惑，而这才是贤者所应该具备的能力。

　　非敢为佞也，疾固也：孔子四处游说的初衷到底是什么

　　微生亩谓孔子曰：“丘何为是栖栖者与？无乃为佞乎？”孔子曰：“非敢为佞也，疾固也。”

　　有人认为微生亩就是抱柱而死的尾生高，也有人说不是。

　　微生亩跟孔子说话的口气很明显是不太礼貌的，带着一种傲慢。他直呼孔子的大名“丘”，就如同孔子称呼子路“由”。

　　“栖栖”是忙碌不安的意思，“佞”是指会说话。

　　微生亩说：“孔丘，你为什么一天到晚忙碌不安，到处奔波，栖栖遑遑？你就是靠着这张嘴到处游说的吧？”

　　别人说孔子“累累若丧家之狗”，孔子都不恼怒，他认为自己就是到处奔波，颠沛流离至今。但微生亩说“无乃为佞乎”，意思是孔子爱到处卖弄口舌。

　　孔子听完之后说：“我不是那么爱说话的。”

　　关于“疾固也”，因为这句话没有主语，有两种理解：其一是说天下病得很重，自己只能四处奔波，去规劝别人，这是一种正面的回答；其二是孔子在说自己，他不是特别喜欢说话，但有很大的毛病，就是对天下放心不下，只能不断地游说、规劝。

　　我刚做“樊登读书”的时候，有一天，我在一家茶馆架起摄像机，录我讲书的视频。

　　有个朋友过来看望我，说：“你觉得你做这件事有意义吗？你不觉得这件事情特别虚无吗？你讲给谁听呢？”

　　这句话是不是特别类似于微生亩对孔子说的话？——“丘何为是栖栖者与？无乃为佞乎？”

　　那么，孔子的回应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我个人更偏重的理解并不是“这是我的毛病，我就是放心不下”。结合我所理解的孔子，他应该是直来直去地跟对方说“天下病得很重，所以我得不停地游说、规劝，这是我的责任”。

　　骥不称其力，称其德也：德与才，哪个更重要

　　子曰：“骥不称其力，称其德也。”

　　荀子的《劝学》中有句我们很熟悉的话：“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骥”就是千里马。人们称赞千里马，不是因为它力量大、跑得快，而是因为它有德行。什么是千里马的德行？古人讲“调良”，意思是它温驯、听话。还有人认为它最突出的德行是坚毅，比如“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对于千里马来说，最重要的是无论距离有多远，最终都能跑到终点。

　　在赛马时，短期爆发力强、跑得快的马是很昂贵的，但它们称不上是千里马，因为它们“骥不称其力”，如果用它们去跑千里，它们就会累死。所以，我们不要看一匹马的力量有多大，而是要“称其德”，看它有没有毅力，看它能不能跑对方向、能不能识途，看它能不能跟主人良好地配合。

　　这其实是孔子的一个隐喻。他表面上说马，实则说人——“人不称其力，称其德也。”才和德的命题自古存在，我们当然希望选择德才兼备之人，但当德才不能兼备的时候，宁肯选德，也不能够选才。倘若德行不好，往往会引发更严重的问题。而才是变动的，是可以发展的。一个人也许天分很高，但并不意味着就一定能成为天才，因为天才也离不开后天的修炼。相反，即使没有天分，也可以通过刻意练习成为一个了不起的人。

　　以直报怨，以德报德：如何对待伤害你的人

　　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

　　这也是很有名的章节。

　　老子讲究“报怨以德”，别人对你不好，对你有怨恨，你要用自己的德行来回应他，依然对他怀抱着善意。

　　有人问孔子对“以德报怨”的态度。孔子的观点是，如果一个人对你不好，你却用德行去回应，那么面对那些对你好的人，你该如何回报呢？

　　孔子看到了其中的不公平。孔子认为应该“以直报怨，以德报德”。当对方对你无礼、欺辱你、侵害你的权益时，你应该直接亮出自己的底线，告诉对方：“我不接受你的做法。”这叫作直。

　　还有一种解读为，当别人伤了你时，你可以回应他同等的伤害，他伤了你十分，你就伤他十分，这就叫以直报怨。如果别人对你好，你也需要回报别人，这就是投桃报李。

　　博弈论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实验。二人猜拳，约定好双方都出石头，这样两个人就都能够得钱。但如果有人突然变卦，悄悄地出了布，他就能一个人赢得所有的钱。在这种规则之下，怎样保证自己的收益最大化呢？

　　很多专家开始研究在这种情况下到底该不该坚持诚信：你出石头，他出布，他赢了你一次；你坚持诚信，还出石头，对方慢慢摸清了你的心理，就依然会出布……你会一直输。

　　如果你认为对方敢出布，你选择出剪刀。你赢了一次，下一次再出剪刀，他则选择出石头……博弈就开始变得混乱了。

　　研究者通过计算机来模拟，找出让我们收益最大的策略。最终胜出的策略叫作“以牙还牙”程序，即当对方有一次不诚信以后，你也要有一次不诚信，一直到对方回归诚信为止；对方回归诚信以后，你也回归诚信，然后双方进入诚信模式；如果对方再一次不诚信，你也要再一次不诚信。这种博弈策略，最终的得分是最高的。这跟老子的“报怨以德”不一样。老子的策略是你不诚信没关系，我只坚持自己的诚信就好。我对你好，跟你对我的态度无关，这是我自己的需要，是我个人的修养。

　　孔子不这么认为，他进一步联想到了“何以报德”。孔子说，如果以德报怨，那么对那些对你好的人也太不公平了。从这个层面来看，孔子是懂博弈论的。

　　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孔子对自己的评价

　　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贡曰：“何为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

　　孔子晚年与子贡待在一起。人到了一定年纪后，会经常发出感慨。

　　孔子每天都在沉思，回顾自己的一生。他经历了那么多大风大浪，周游列国，颠沛流离，四处游说，奔走呼号，希望天下归仁。现在，他七十多岁了，忽然觉得好像没有被人重用过，这一生似乎没能做出一番了不起的事业。

　　有一天，孔子突然说了一句：“没人了解我。”子贡就问他为什么发这样的感慨。在子贡看来，夫子有那么多的学生，甚至很多国君都来向他请教，可谓名扬四海，为什么会发出“没人了解我”这样的感慨呢？

　　孔子经常说“不患人之不己知”，但此节又透露出他对“人之不己知”还是很在乎的。在此，孔子给自己做了一个总结：“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这句话让我联想到前文蘧伯玉的使者见孔子的情景。孔子问起蘧伯玉，使者说“欲寡其过而未能也”。使者离开后，孔子盛赞使者：“使乎！使乎！”

　　如果有人问孔子的学生：“你的老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学生回答说“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这就是我的老师”，想必孔子听了也会有“使乎！使乎！”的感受。

　　孔子出身于没落的士阶层，他说自己“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小时候家里困难，什么样的杂活累活都干过。

　　孔子说“不怨天，不尤人”，他没有抱怨过老天，也没有埋怨过他人。“下学而上达”，即从底层开始，下学人事，上达天命。

　　孔子感慨“知我者其天乎”，意思是，能够了解他这一番良苦用心的，能够知道他的修为境界的，可能只有老天了吧。

　　我们中国人经常讲“举头三尺有神明”，也许从心理学上讲，这的确是有道理的，因为这句话会给我们带来莫大的安慰。人生难免遇到一些失意的事，他人误解你甚至诋毁你，但是想想看，“举头三尺有神明”啊，上天总是懂你的。这样一想，也许你的内心就能自我接纳了，不再感到委屈、惶惑、愤懑。

　　有人对孔子的理解是“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而孔子自己又倡导“文、行、忠、信”“仁、义、礼”……这都是孔子的教学内容。

　　让孔子评价自己的一生，那就是这句话——“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

　　希望我们都能尝试朝这个方向努力。

　　道之将行也与，命也：无关紧要的事情别放在心上

　　公伯寮愬子路于季孙。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于公伯寮，吾力犹能肆诸市朝。”

　　子曰：“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

　　公伯寮（liáo）是孔子的学生。后人将公伯寮从孔子的七十二弟子当中除名了，因为公伯寮曾经陷害孔子，卖师求荣。

　　子服景伯不是孔子的学生，但有人认为他称得上是孔子的学生，因为他非常维护孔子。

　　“公伯寮愬子路于季孙”，“愬”音sù，同“诉”，诽谤、诬告的意思，同前文“肤受之愬”的“愬”。公伯寮到季孙氏处说子路的坏话，污蔑子路，而且这些话很有可能还会对孔子不利。

　　子服景伯得知，跑来给孔子通风报信，说“夫子固有惑志于公伯寮，吾力犹能肆诸市朝”。有人认为此处的“夫子”代表季孙氏，季孙氏被公伯寮迷惑了，公伯寮说的话他还真的相信了。

　　“肆诸市朝”是指杀人并陈尸于市。子服景伯有可能是一个有势力的官员，他说，虽然季孙氏听信谗言，但对于公伯寮这个家伙，他有办法将其杀了，让他曝尸街头。

　　孔子说：“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意思是，如果我们的道能够实行，这是命；如果我们的道不行，要被废弃掉，这也是命。公伯寮能够对命产生什么影响吗？最多是跳梁小丑路过而已，不必对他太在意。

　　心理学里有个“费斯汀格法则”：生活中的大量烦恼，都来自我们对事情的过度反应。当一件不好的事情发生以后，如果你的情绪受到它的影响，你就会做出很多错误的决定，进而让事情变得更坏；相反，如果你不让自己的心态受影响，这件事情也许很快就会过去，甚至还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转机。

　　有这样一个测试：实验者在一栋办公楼门口放了一个箱子，让人们拿一张便笺纸，写下自己正在担忧的事情，投进箱子。过了两个星期，把箱子打开，问写便笺的人们最担心的事情是否发生。人们发现，绝大多数都没有发生。

　　人们经常会为没有发生的事情烦恼不已，进而做出不恰当的抵抗行为。《幸福的陷阱》中分析了为什么我们感觉不幸。不幸的根源，是我们对于幸福有过度的追求，认为自己的生活应该完美。这种过度的追求导致我们在不幸的旋涡当中越陷越深。

　　对于公伯寮诬告子路的事情，孔子认为这根本犯不着用杀人去解决。孔子认为，公伯寮对自己命运的影响是相当有限的，这是孔子解决问题的方法。

　　其实我们中国民间也有很多这样的智慧，比如“恶人自有恶人磨”“人善人欺天不欺，人恶人怕天不怕”。遇到了一个恶人，与之对抗，最后反而会让你陷入更大的烦恼。有时候要换个角度想，恶人一定会遇到他难以招架的情，落入悲惨境地。

　　对于他人的冒犯，孔子想得很开，没太放在心上。

　　贤者辟世：避开对自己不好的环境

　　子曰：“贤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

　　子曰：“作者七人矣。”

　　“辟”同“避”。孔子认为，一位贤者，当知“四避”，方能使自己避开痛苦和烦恼。

　　“辟世”，即避开乱世。如果生在乱世，怎样避开呢？避世的方法就是不去做事，不参与世间的纠纷，像庄子一样，当个漆园小吏；或者像隐士一样，逃到山上去。

　　“辟地”，即避开危险之地。如果避世是不去做事，避地则是换个地方做事。

　　“辟色”就是避开不好的脸色。有人不喜欢你，冲你吹胡子瞪眼睛，你可以选择离开。

　　“辟言”，指避开恶言恶语。

　　以上是孔子认为贤者需要回避的四种情况。

　　孔子说“作者七人矣”，这句话乍看有点奇怪，难道当时的隐士只有七个人吗？有人专门从《论语》当中找出了七位隐士：长沮、桀溺、丈人、晨门、荷蒉、仪封人、楚狂接舆，这都是《论语》中有名有姓的、讽刺过孔子的隐士。“作者七人”，可能孔子已经碰见七个如上这样回避的人。

　　君子“四避”的原则，对我们当下的生活有什么启发呢？我们可以以此为参考，来选择自己身处的职业环境。

　　首先，要选一个好的行业。如果你进入到下行的行业，哪怕付出比常人更多的努力，也很难做出一番成就。

　　其次，要选一家好公司、一个好平台。

　　最后，要选一个好的领导，与领导和谐相处，尽量不要让别人对你有脸色，不要总是恶语相向。如果在一家公司，领导是靠脸色和恶言恶语在推行管理，这样的公司一定不长久。因为在这样的公司里，权力胜过影响力，胜过管理制度，哪怕短期内能用刚性手段推着员工往前走，从长远来看也是不利于公司发展的。

　　在孔子的时代，人们通过选择环境让自己能活下去；在今天，我们可以选择如何让自己活得更好。

　　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与：孔子是个理想主义者

　　子路宿于石门。晨门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与？”

　　前文我们提到了《论语》中的七位隐士，此节出现了其中一位：晨门。

　　子路在石门住了一晚。石门是鲁国的外城门，负责早上开门的小吏，叫作晨门。晨门是一位隐士，因为如果他只是一个普通的看门大爷，他说话不太可能表现出此节中的通透，不可能如此一语中的。

　　“奚自”，意思是从哪儿来。他问子路从哪里来，子路回答“我是从孔家来的”。

　　晨门问：就是那个明明知道做不到，还要拼命去做的人吗？

　　他对孔子的评价太精准了，可谓孔子的知音！

　　对于晨门、荷蒉、丈人这些隐士而言，他们的行为叫作“知其不可而辟之”，既然乱世不可安居，不如就像庄子那样回避，不显山露水，不参与世事。

　　但孔子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这就是孔子与别人最大的区别之一。孔子提倡“四避”，但他自己却选择了那条最难的路。

　　世界需要“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理想主义者。如果对于任何事情，我们都是有把握了再去做，就不可能有创新、推动、突破。就是那些“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理想主义者，才让这个世界充满了惊喜，充满了感动，充满了对未来的美好幻想。

　　子击磬于卫：孔子为什么不选择当个隐士

　　子击磬于卫，有荷蒉而过孔氏之门者，曰：“有心哉，击磬乎！”既而曰：“鄙哉，硁硁乎！莫己知也，斯己而已矣。深则厉，浅则揭。”

　　子曰：“果哉！末之难矣。”

　　此处，我们又遇到了一个隐士。

　　孔子周游到卫国的时候，在一个闲暇的日子击磬。“磬”是一种乐器，击之余音悠长。孔子曾跟随师襄子学琴，极擅音律；他还会鼓瑟，会击磬，称得上是一位音乐家。

　　“蒉”是草筐，一个背着草筐的人从孔子门前过，听到孔子击磬，说：“这个人敲得有意思，敲的人应该是有心事吧。”过一会儿，他又说：“俗了，俗了，硁硁作响的声音是不行的，别人不了解你，你就好好地过自己的生活不就行了。”

　　这位荷蒉的人肯定也通晓音乐，因为只有懂音乐的人在听到乐曲时，才能理解演奏者的情绪和心境。他听出了孔子内心的声音，在孔子的音乐里，有种“世界上的人不懂我”“知我者即天也”的孤独感。

　　最后，这位背着草筐的过路人说，“深则厉，浅则揭”。

　　这个人很有文化，因为这句话出自《诗经·邶风》。

　　“深则厉”：如果河水特别深，你就穿着衣服蹚过去，浑身都湿了也不用在乎，反正河水那么深，你躲也躲不开。

　　“浅则揭”：如果河水不深，那就把衣服撩起来走过去。

　　世事已然如此，你该知道深浅。如果能够洁身自好，就洁身自好；如果条件不允许，难免被淋湿，也是自然的事情，有什么好难过的呢？

　　荷蒉的人认为，很多事情都不必纠结，愿意出来做事情就做，不愿意做事情就避开。

　　孔子听完之后，说：这人说话真果决，说得这么容易。

　　接着，孔子说“末之难矣”。“末”同“蔑”，蔑视之意。“末之难矣”，意思是“我没法跟您讨论了”。在这种状况下，你怎么去讨论都没有意义了，因为对方已经铿锵有力地得出了结论。

　　孔子的意思是：算了，我无话可说了。

　　在很多出世之人看来，很多事都没什么好烦恼的，比如庄子就特别果决，他拒绝当官，只愿意自由自在地生活。他希望自己活成一棵“空的大树”，这棵大树无所取材，没法做家具，没法做船，什么也做不了，所以不会被砍伐，能活一万年！

　　选择避世的人，的确可以非常简单、果决。

　　最痛苦的是孔子这样的人，他未尝不知道避世就可以抛开一切繁杂之事，但他只能“知其不可而为之”。如果他没有精神追求，就会像阳虎一样，或者像季氏一样浑水摸鱼，为自己牟取私利。但是，孔子有自己的精神追求，他希望能够为老百姓多做点事，推行仁政，同时他还需要跟那些“妖魔鬼怪”打交道。所以，他需要经常安慰自己，通过击磬来表达自己的落寞。

　　对于荷蒉之人的话，孔子只能无话可说。

　　高宗谅阴，三年不言：论古人守孝三年的缘由

　　子张曰：“《书》云：‘高宗谅阴，三年不言。’何谓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总己以听于冢宰三年。”

　　“高宗”即殷高宗；“谅阴”念liàng ān，“阴”指的是守孝时住的草庵，人在服丧期间不能住得太好。

　　子张问孔子：《尚书》上记载，高宗在守孝期间，三年不言，这是什么意思呢？

　　《尚书》上为什么会记载高宗守孝三年不言的事？子张觉得无法理解。

　　孔子说：“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意思是，不止高宗一个人，古时候的人遵守礼法，在守孝时都不说话。

　　“君薨，百官总己以听于冢宰三年”，国君去世叫作“薨”；“冢宰”即太宰，相当于宰相。孔子的意思是说，国君去世以后，继位的儿子在守孝三年时间内，会把整个权力交给大臣，无心理政，这代表孝。

　　为什么中国古人守孝要三年？在如此漫长的时间里，种的粮食都长了好几茬了，各种事情都荒废了，这浪费了很大的社会成本。

　　孔子认为，孩子出生头三年，父母要一直守着孩子，“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孩子为父母守孝三年，也是应该的。

　　但我觉得，要求一国之君三年都不说话，确实有些夸张了，这实在太难做到了。

　　上好礼，则民易使也：遵守规则，才能解决混乱

　　子曰：“上好礼，则民易使也。”

　　此节孔子讲到了关于管理的方法。他说，居上位者如果能够依礼而行，民众就容易管理了。

　　依礼而行并不是说用礼来驾驭下民，因为礼是上层社会、君子的事情，民众并不讲究。所以，“上好礼”是指居上位者愿意遵守礼来处事。当上层的管理者守礼节、讲规矩，懂得约束自己的行为时，民众自然就会相信他，容易被领导。

　　修己以敬：恭敬认真，是谓君子

　　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

　　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

　　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

　　子路问问题，有时候能问到令人抓狂。

　　这一次，子路问孔子什么样的人才能称为君子。

　　孔子告诉他，“修己以敬”，一个人让自己有好的修养，能够做到恭敬认真就可以了。

　　子路不服气，也许他觉得孔子的回答太敷衍，认为老师给他提的要求一点都不高端。所以他接着问：“这样就够了吗？”

　　孔子说，如果这一点他真的毫不费力就能做到，那么就可以“修己以安人”，即更多地去帮助别人，兼济天下。

　　这个层次更高了，但子路还不满足，又接着问：“这样就行了吗？”

　　孔子可能不耐烦了，说“修己以安百姓”，意思是“你有本事就把全天下都安定了”。也许怕子路继续发问，他还补了一句：“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

　　孔子的意思是，“修炼自身并让天下百姓皆安，连尧、舜这样的明君尚且无法做到，你就别再嫌这个要求太低了吧”。

　　孔子认为一个人能够做到“修己以敬”就不错了，而子路的眼界是过高的，他觉得自己应该有更高更远的目标，做更大的事，希望能够像尧、舜一样，为天下百姓做出贡献。在《论语·雍也》中，子贡问过孔子：“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孔子的回答是：“你如果真的能够做到‘博施于民而能济众’，那已经是圣的境界，而不只是君子这样的层面了。”

　　老而不死，是为贼：孔子与好友玩闹

　　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孙弟，长而无述焉，老而不死，是为贼。”以杖叩其胫。

　　这一段很有画面感。

　　曾经有人因为这段话而批判孔子，说孔子不尊重老人，因为孔子说“老而不死，是为贼”。我见过一些有学问的老人家，耄耋之年了，我对老人家说：“您身体真是硬朗，这真是太好了。”老人回答说：“老而不死是为贼。”这是老人家自嘲的说法。

　　如果用这句话来批判孔子，那就是断章取义。理解这句话，需要联系前后文。

　　原壤是一个方外之圣人，他不拘礼节，而孔子是方内的圣人，他要以礼教人。

　　原壤跟孔子是发小，原壤的母亲去世时，是孔子主持的葬礼。在葬礼上，原壤竟然站在母亲的棺材上唱歌，有点像庄子鼓盆而歌。孔子哭笑不得，但觉得原壤是老朋友，也拿他没办法。

　　有一天，可能是孔子去拜访原壤，也可能是原壤在孔子家门口等着孔子。

　　“原壤夷俟”，就是原壤很粗野地腿岔开着坐。古代人很讲究坐姿，孔子所处的时代还没有凳子，端端正正跪坐的姿势，才是一个有学问的人该有的样子。

　　原壤动作难看，孔子见到他就说他——

　　“幼而不孙弟（逊悌）”：你小时候就不恭敬、不友爱，老打架。

　　“长而无述焉”：“无述”并不是没有著作，而是说没有什么好让别人说的。这句话是说，你到这么大的年纪了，也没有做出什么可以称道的事情。

　　“老而不死，是为贼”：这么老了还不死，祸害大家。

　　孔子“以杖叩其胫”，“胫”是小腿骨，这里是说孔子梆梆地打他的小腿。

　　在我的理解里，这个画面特别生动有趣，就是两个老头在玩闹。因为两个人是发小，彼此很熟，更何况，孔子不是那么爱生气的人，更不会随意地打人、动粗。

　　“以杖叩其胫”也就是玩闹性地随便敲一敲。

　　为什么后人会把它记录在《论语》中？因为场景太生动了，我们能够看到孔子在生活中的活泼样貌。

　　这样的描述很难得。向一个人学习，只听他说的话，看他写的文章，和从生活中看他最真实、最自然的模样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孔子对自己的发小，唠叨了几句，骂了两声，还轻轻打了一下，我觉得这个场景是很亲切的，这是他们打招呼的方式。

　　吾见其居于位也：沉住气，脚踏实地是通向成功的唯一方式

　　阙党童子将命。或问之曰：“益者与？”子曰：“吾见其居于位也，见其与先生并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

　　“阙党”是孔子的故里。“阙党童子”就是孔子故里的一个童子，童子在当时并不指幼小的孩子，二十岁以下的都可以叫作童子。

　　来自老家的一个孩子过来跟孔子说话，传递消息。

　　说完以后，旁边有个人就问，这个孩子是不是一个求上进的人。

　　孔子说“吾见其居于位也”，就是说“我见他坐在位子上”。跟孔子说话时坐在位子上有什么不对？一个童子如果还没有经过成人礼，那么在大人说话时，他大大咧咧地坐在成人的位子上是不合适的。

　　“见其与先生并行也”：“先生”即长辈。童子跟长辈们走在一起时，不懂得往后退一步，而是跟人家并行，也是一副大大咧咧、没有规矩礼节的样子。

　　“非求益者也”：这不是一个上进的人。

　　“欲速成者也”：这不是一个踏踏实实、努力求学的人，而是一个一心想要追求名利地位的人，是一个躁进的人。

　　什么是孔子说的躁进？

　　我曾经主持过一个活动，台下有一个年轻人举手表示要上台发言，主办方允许了。年轻人上台后分享了自己的一个创意，就是如何能够最快地赚取人生第一个一百万。

　　他说：“你看咱们在座的有一千个人，每个人只要给我一千块钱，这个对于你们来讲也不算很多，我就能够获得一百万。获得一百万以后，我可以写一本书，说我是如何在一小时之内获得一百万的，我就会出名；我出名以后，这本书就会成为畅销书，我会挣到很多钱，到时候我再把一千块钱还给你们，还可以付点利息。这样，我既赚到了钱，也赚到了名声；你们大家投资了我，也赚了钱。”

　　他的逻辑讲得通吗？听起来讲得通。但作为主持人，我上台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我说：“你这个方法，我听着不像是要挣钱，而是在骗钱。这招太不靠谱了，这种行为叫躁进。想快速地挣一百万，想获得名声，最终却并没有给世界增加任何价值。”

　　我还看过一个故事。一个年轻人要去参加他的毕业晚会，去之前问他的爷爷：“我在晚会上该说些什么话，能让人们惊叹于我的见识，让大家看到我的出众？”

　　爷爷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他说：“你应该想办法让大家惊叹于你竟然不说话。”

　　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讲，如何跟别的年轻人不一样？要能够沉住气，不那么张扬，不那么急于表现自己，这才是与众不同的地方。

　　如果我们内心总是有一股躁动，总希望能够尽快地被别人看到，甚至采取各种速成之法来达到目的，这在孔子看来就叫作“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