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远征军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为支援英军在缅甸（时为英属地）抗击日本法西斯、保卫中国西南大后方而建立的出国作战部队。是中国与盟国直接进行军事合作的典型代表，也是甲午战争以来中国军队首次出国作战，并立下赫赫战功。

　　抗战爆发后，由于中国的工业基础薄弱，急需大量物资和外援，遂于1938年初修筑滇缅公路。来自滇西28个县的20万民众在抗日救国信念鼓舞下，自带口粮和工具，风餐露宿，劈石凿岩，历时10个月，在高山峡谷激流险滩上，沿滇西，缅北990公里的山野，用双手和血汗修筑了滇缅公路。其间因爆破，坠岩，坠江，土石重压，恶性痢疾而死去的不计其数。1938年底通车，从此，滇缅公路成为中国抗战的输血管。

　　抗战开始后，日本谋图以武力强迫中断“第三国”的援华活动。1939年冬，日占我南宁，断我通越南海防的国际交通线。

　　1940年春，日本对滇越铁路狂轰烂炸；6月迫使法国接受停止中越运货的要求。尽管如此，日寇并不罢休，9月，日本侵入越南，并与泰国订友好条约，滇越线全面中断。滇缅公路成了唯一的一条援华通道。

　　缅甸是东南亚半岛上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国家。西屏英属印度，北部和东北部与中国西藏和云南接壤。滇缅公路是中国重要的国际交通线，日军据此还可以威胁中国西南大后方。缅甸对于盟国中的中英双方来说都有重要战略意义。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在短时间内席卷东南亚，随即矛头直指缅甸。

　　为了保卫缅甸，中英早在1941年初就酝酿成立军事同盟。中国积极准备并提出中国军队及早进入缅甸布防。太平洋战争爆发后，1941年12月23日，中英双方在重庆签署了《中英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中英军事同盟形成。

　　但是，由于英军轻视中国军队的力量，过于高估自己，又不愿外国军队深入自己的殖民地，一再拖延阻挠中国远征军入缅，预定入缅的中国远征军只好停留在中缅边境。然而，1942年1月初日本展开进攻后，英缅军一路溃败，这才急忙请中国军队入缅参战。中国成立远征军第1路司令长官部（原定第2路在越南方面，后因情况变化取消），开赴缅甸战场。但是，由于已经失去作战先机，造成缅甸保卫战的失利。这主要由于英国极端坚持先欧后亚的既定战略，战局一旦不利，便对保卫缅甸完全失去兴趣，而是一再撤退，使中国远征军保卫缅甸的作战变成了掩护英军撤退的作战。

　　但是，中国远征军却仍然做出了让英美盟国盟军钦佩的战绩，并达到了一定的战略目的。从1942年3月中国远征军开始与日军作战，至8月初中英联军撤离缅甸，历时半年，转战1500余公里，浴血奋战，屡挫敌锋，使日军遭到太平洋战争以来少有的沉重打击，多次给英缅军有力的支援，取得了同古保卫战、斯瓦阻击战、仁安羌解围战、东枝收复战等胜利。

　　在仁安羌援英作战中，中国远征军新编第38师师长孙立人凭借一团之力与数倍于己之敌连续英勇作战，以少胜多，解救出被围困数日濒临绝境的英缅军第1师，轰动英伦三岛。新编第200师师长戴安澜屡建奇功，掩护了英军的平安撤退，后在翻越野人山对敌作战中不幸受伤殉国。战役结束后，英美政府高度颂扬并给孙立人与戴安澜将军追赠了功勋章。

　　缅甸失守给以后作战带来极为消极的影响，使日本可以直接威胁印度，也使中国彻底失去了滇缅公路这唯一的陆上交通线，以后不得不开辟从印度飞越驼峰（在喜马拉雅山）的空中航线。但是，也有重大的战略意义，掩护英军撤退，保存了力量，以保卫印度，并消耗日军部分力量，阻滞了日军进攻中国西南大后方，从而赢得时间，配合国内部队阻敌于云南境内怒江天险，最后形成长期对峙，粉碎了日军从缅北进攻中国西南大后方的企图。这次远征作战，也是中国自甲午战争以来首次出国作战，他们弘扬了中国人民的国际主义和民族牺牲精神，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

　　第一次缅战日军伤亡约4500人，英军伤亡1.3万余人，中国远征军伤亡5万余人（绝大部分牺牲在胡康河谷野人山）。

　　缅甸作战失利后，中国远征军一部分退入英属印度。在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的指导下，在兰姆伽训练营受训并进行整编，并于1943年8月改编为中国驻印军，利用美援物资配备全副美式装备，战斗力大为提高。

　　同时，中国鉴于缅甸的重要性，积极酝酿反攻缅甸，在滇西重新组编并整训第2批远征军，于1943年2月设立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部，严阵以待，随时准备与英美军队协同反攻缅甸。

　　1943年10月，为配合中国战场及太平洋地区的战争形势，中国驻印军制定了一个反攻缅北的作战计划，代号为“安纳吉姆”，以保障开辟中印公路（中国昆明——印度利多）和辅设输油管。计划从印缅边境小镇利多出发，跨过印缅边境，首先占领新平洋等塔奈河以东地区，建立进攻出发阵地和后勤供应基地；而后翻越野人山，以强大的火力和包抄迂回战术，突破胡康河谷和孟拱河谷，夺占缅北要地密支那，最终连通云南境内的滇缅公路。

　　1944年3月，我驻印军新编第22师和新编第38师占领孟关，消灭日本最精锐的第18师团的主力，缴获其军旗、关防、大量文件及各种武器。继而这两个师又乘胜进军，一鼓作气，攻占缅北重镇孟拱，再次告捷。

　　此前，由国内于1944年春先后空运至印度接受美式装备和训练的新30师、第14师、第50师先后转运至缅甸密支那，随即对其发动进攻。新38师在孟拱战役结束后，也进军密支那。经过一个多月的激烈战斗，8月初密支那终于被攻克。自从我驻印军先后开出兰姆伽后，连续作战，屡创强敌，战斗力较之以前大为提高，这是日军做梦也想不到的。他们弄不清楚这支两年前曾败在自己手下的中国军队何以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便成了一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威猛之师。

　　中国军队在密支那休整约两个月后，向日寇发动了最后的攻击，用缴获的日军文件上的一句话来说：“支那军归国心切，锐不可当”。密支那休整后，新1军、新6军分左右两路向八莫发动进攻。一路上过关斩将，所向披靡。随后，新1军先后攻克八莫、南坎，并在畹町附近的芒友与云南西进的中国远征军会师，中印公路完全打通。中国驻印军旋即南下，于1945年3月8日攻克腊戍，30日与英军会师于乔梅，缅北反攻作战结束。此时日军因在菲律宾失败，收缩战线，全部撤出缅甸。至此，缅甸战事全部结束。

　　此役历时一年半，歼灭日军4.8万余人，中国驻印军伤亡1.8万余人，中国远征军伤亡4万余人。

　　中国驻印军和中国远征军的反攻胜利，重新打通了国际交通线，使得国际援华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入中国；把日军赶出了中国西南大门，揭开了正面战场对日反攻的序幕；钳制和重创了缅北、滇西日军，为盟军收复全缅甸创造了有利条件。

　　从中国军队入缅算起，中缅印大战历时3年零3个月，中国投入兵力总计40万人，伤亡接近20万人。中国远征军用鲜血和生命书写了抗日战争史上极为悲壮的一笔。

　　需要说明的是，本书口述者多为第一次参加远征缅甸作战，以及驻印军在印度生活和后来的反攻缅北作战；至于第二次远征军强渡怒江天险，反攻龙陵、腾冲、松山等战役的亲历者较少有口述者，是为本书的一大遗憾，待修订时再进一步充实、完善，以便更加全面地还原中国远征军的历史原貌。

　　主要口述者简介：

　　白崇禧，（1893-1966年），字健生，广西临桂县人，回族，1916年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抗战时期，任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在国民党军队中素有“小诸葛”之称。中国国民革命军一级上将，军事家，属国民党“桂系”，地位仅次于李宗仁。

　　李宗仁和白崇禧是铁哥们，一辈子合作无间，人称“李白”。相反，白崇禧和蒋介石则是又合作又斗争，是面和心不和。北伐成功后，白崇禧和蒋介石及其他地方势力多次开战；8年抗战爆发后，两人动员广西的军队抗击日军，合作指挥多场大战，并屡有胜果。

　　战后白崇禧担任国防部长，李宗仁获选中华民国副总统，桂系的实力得到局部肯定。解放战争中解放军取得三大战役胜利后，蒋介石被迫下野，李宗仁继任代总统。然而国共和谈失败，桂系无法保住中华民国的半壁江山，本身势力亦无法维持。李宗仁先赴美国治病，1965年（74岁）从美国返回中国大陆。白崇禧则前往台湾，却未能担任要职，抑郁而终。

　　杜聿明，汉族，字光亭。陕西省米脂县人，中国抗日将领，曾任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

　　1924年6月，杜聿明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学习，毕业后追随蒋介石。在国民革命军东征讨伐陈炯明中初露头角，历任军校教导团副排长，武汉分校学兵团中校连长，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中队长，教导第2师营长、团长，第17军第25师旅长、副师长等职，曾参加北伐战争、长城抗战、淞沪抗战，指挥收复桂南战略要地昆仑关。

　　1933年以副师长身份指挥长城古北口对日战斗，激战三昼夜，歼敌2000余人。1937年，杜聿明受命组建国民党第一个陆军装甲兵团。1937年5月，首任装甲兵团团长。8月率部参加淞沪会战。1938年7月任第200师师长。1939年11月任第5军军长，率部参加桂南会战，指挥桂南昆仑关对日作战，使号称“钢军”的日军第五师团受到重创，歼灭日寇4000余人，击毙敌旅团长，获昆仑关大捷。1942年3月任中国远征军第1路副司令长官兼第5军军长，率部参加滇缅对日作战，后兵败野人山。1943年1月任第5集团军总司令。1945年2月晋陆军中将，在解放战争时期被蒋介石视为股肱，堪称救火队长，奔波于辽沈、淮海两大主战场。1945年10月任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指挥所部进攻东北解放区。1948年8月任徐州“剿总”副总司令。10月任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冀热辽边区司令官，旋回徐州任原职。

　　1949年1月9日在淮海战役中所率各部全军覆没，于现安徽省宿州市萧县张庄寨镇张老庄村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所俘。1959年12月4日第一批特赦，1961年3月，任全国政协文史专员。1964年被特邀为全国政协第四届委员会委员。1978年当选为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第五届常委和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军事组副组长。1981年病逝于北京。

　　这里简单介绍一下杜聿明率部远征缅甸的历史脉络（参见方知今所著《中国远征军》）：

　　1941年2月，杜聿明作为中缅印马军事考察团成员，赴缅甸、印度、马来西亚作军事考察。

　　在考察完毕的那个晚上，杜聿明依据为期100天审慎考察所得到的情况，进行了冷静的分析，然后，通宵达旦地在长达30万言的“中缅印马军事考察团报告书”上，执笔写下这样的结论：“日本对于中国的国际交通线滇缅公路，将不是从中国境内截断，而是配合它对亚洲的政治战略整个策划的。日军侵略越南并与泰国建立友好条约表明，它即将向英国的远东殖民地进军，这样既可夺取英殖民地，又封锁中国，起一箭双雕的效果。”

　　有鉴于此，杜聿明提出中英两军为确保仰光海港之目的，应集结主力在缅甸边境预先构筑阵地采取决战防御。后来编成的《中缅印马军事考察团报告书》其中最主要的部分就是由杜拟的中英缅共同防御计划草案。

　　当时正在缅甸的英国驻新加坡总督波普汉中将看了这份报告书，不觉大吃一惊，问杜：“象你这样富有理智而又刚强果断的将领，中国有多少？”

　　杜聿明自豪地回答：“俯拾皆是。”

　　“那么，胜利属于你们!”身着戎装，胸前佩着数枚勋章的波普汉中将站起来，两脚一并，给杜聿明行了一个军礼。

　　1942年初，日军第15军饭田祥二郎率四个师团分两路向缅甸进攻。中国派出远征军，杜聿明为第一路副司令长官。中国和英国军队集结后，策定作战计划，分三路南下迎击日军。杜聿明第五军为中路军，于3月9日接替英缅军在同古的防务。

　　杜根据所获敌人文件，了解到当面敌情及作战意图后，认为当面之敌，最多不超过两个师团，决心集中兵力，利用同古有利地形，击破当面之敌，进而协同英缅军收复仰光。杜的方案，得到了罗卓英(第一路司令长官)、美国史迪威(参谋长)的同意。

　　3月20日，同古诸战开始，一连数日，敌陆、空配合并与炮兵、战车协同进攻。至26日，正面敌人以其三个联队向同古西北角猛攻，第200师第6团阵地被突破；27日，新编第22师到达同古以北，与敌遭遇，双方彻夜对峙。28日，日军北守南攻，在同古北修筑工事，企图阻止新编第22师前进，而集中主力猛攻第200师，并施放糜烂性毒气，第200师官兵伤亡甚重。杜聿明即指挥新22师对当面之敌施行猛攻，进占南阳车站，以解第200师之围，但日军凭借附近建筑物固守。两军反复争夺，激战至30日。

　　这时，远征军东路第6军，西路英缅军，均正与日军展开激战，不能如期按原协定进入前线，而日军从仰光派出的后续部队将很快加入攻击，对第200师实行包抄。第200师已连续战斗12天，补给中断，粮弹两缺，有被敌各个击破的危险。杜聿明遂决心令第200师突围撤退，以图集结兵力，俟机再与敌决战。

　　就在杜聿明下令第200师突围的时候，史迪威坚决反对，坚持以不足兵力向敌攻击，并派参谋窦尔登监督杜实施。杜以“保全战力，这是任何一个指挥官的常识和义务”为由拒绝，不服从史迪威的命令，开始实施有计划的主动撤退。经过缜密部署，杜令郑庭笈指挥第200师城内部队向敌佯攻，主力迅速撤退，于30日退出同古；安全渡过色当河。第200师师长戴安澜事后深有感触地说：“下令冲锋，原本是步兵打仗的口头禅：紧要关头敢于下命令撤退，才是指挥官的真功夫啊!”

　　第200师撤退后，杜聿明鉴于同古被围的教训，制定了“利用隘路预设纵深阵地逐次抵抗优势敌人攻击”的战术，这就是中国抗战史上著名的斯瓦逐次阻击战。

　　30日晚，杜命令新22师在斯瓦河南北两岸构筑数个梯形阵地，两侧埋伏阻击兵，阵地正面埋设地雷。新22师采用这种战术，运用灵活，虚虚实实，使日军捉摸不透。远征军先攻继守，用逐次抵抗战术与日军五个联队激战达12次之多，迟滞达半月之久，敌军每前进一步，都需要付出人员装备极大消耗的代价，达到了以少胜多，以劣制优的目的，成为抗战史上一罕见的战例。

　　4月13日，英军要求中国军队接替英缅军西路防区，企图混战撤走，史迪威、罗卓英重新部署作战方案，准备在曼德勒会战，命令第5军、第66军分布在长达300公里的平(满纳)曼(德勒)公路上。杜聿明认为这样分散兵力，会被敌人各个击破，一再申述棠吉的重要性，主张要么退守棠吉，守住腊戍前方门户；要么就在平满纳打下去，反对无准备的曼德勒会战，但未受到史、罗的采纳，杜只得从命，放弃了棠吉。于是日军重新进占棠吉，并直取腊戍，从西南面截断了集结于曼德勒准备大战的中国主力军后方，在曼的第5军，不得不向伊洛瓦底江西岸撤退。从此，远征军走上了惨败境地。

　　此间，史、罗丢下部队只身逃往印度，并电令部队全部向温藻撤退，而蒋介石又命令部队向密支那、片马转进。杜决心按照蒋介石的命令执行，向国境撤退。

　　第5军各部回国经过之处，都是些崇山峻岭，人烟稀少的地方，给养困难，而又蚊虫成群、蚂蟥吸血。沿途官兵死亡相继，尸骨暴野，惨绝人寰。杜本人亦感染重病，几乎殒命。第200师师长戴安澜在同敌激战中负重伤，不治去世。杜聿明的远征军分三路撤退，他本人率200师为一路，第5军96师为一路，均撤离回国，而孙立人率新38师，廖耀湘率新22师则翻越野人山，撤退到印度，编为驻印军。

　　杜率第5军残部回国后，一再向蒋介石检讨说：“这次作战失败是学生指挥无能，未能完成任务，为国争光，请校长处分。蒋不仅没有给杜处分，反而擢升杜为第5集团军总司令兼昆明防守总司令之职。

　　刘安祺（1903年6月10日－1995年9月8日），一级上将，字寿如，乳名开秦，山东峄县(微山县)韩庄人。

　　刘安祺1926年毕业于黄埔军校三期步兵科、革命实践研究院第1期。陆军大学一期、国防大学二期毕业。早年投身军界，历经东征、北伐以至“剿共”、“讨逆”诸役，由排长升至兵团司令官、青岛十一绥靖区司令官、军团司令。

　　刘安祺原属胡宗南的部下，1936年晋升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抗战期间，曾任第87师261旅旅长、第8军第61师副师长、78师师长，97师师长，第1军第75师师长。后任第57军军长，青年军第6军、第21军军长，第71军军长，第7兵团司令官。

　　1946年起任青岛绥靖区司令官兼行政长，1949年6月16日发起著名的青岛大撤退，此撤退极为成功，但为了民族利益，拒绝了蒋介石城市大破坏的命令，作了一件大好事。蒋中正曾以快慰的心情说道：“此次青岛撤退，最为完整，不但军队及装备物资毫未损失，并将在青的反共人士及青年均已撤退赴台，至可嘉慰。”后任21兵团司令官。继赴琼、穗作战，掩护广州撤退。1948年晋升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

　　到台湾历任军职： 1950年任台中防卫区司令。 后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兵团司令官、陆军预备队训练部司令、金门防卫部司令、“陆军总司令”、三军联合参谋大学校长、“国防研究院副院长”等职。1961年晋升国民革命军陆军二级上将。 1961.8-1965.7任国民革命军“陆军总司令”。 1969年起连续被聘为国民党第十至十四届中央评议委员。1970年晋升为国民革命军陆军一级上将。 1974年任中央信托局理事会主席，1982年辞去该职。 曾被聘为“中华民国”“总统府”上将战略顾问。

　　罗友伦，字思扬。广东梅县人。黄埔军校第7期、陆军大学第8期毕业。后赴美国学习。 曾任国民革命军第200师副师长、师长，第49师师长、新6军军长。

　　1949年到台湾后，历任台湾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宪兵司令”、“海军陆战队司令”、“参谋总部副参谋总长”、“陆军副总司令”、“总政治作战部主任”、“联合勤务总司令”、“中华民国”驻萨尔瓦多“大使”。

　　王楚英，1923年11月出生，湖北黄梅人，黄埔军校第17期毕业生。曾任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上将的联络参谋兼警卫队长。中国远征军出征缅甸战史的研究专家。

　　1937年7月7日，中日战争全面爆发，14岁的高二学生王楚英不甘人后，考取了18军干训班，在短暂培训后，参加了“八?一三”淞沪抗战、武汉会战及中国远征军。 1941年，王楚英随中国驻缅甸军事代表侯腾入缅，组织“华侨抗日志愿队”并任队长，协助英军作战，打响了中国远征军入缅抗日第一枪。1942年3月至1944年10月，王楚英任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上将的联络参谋兼警卫队长。1944年，黔南告急，王楚英被空运回国，参加湘西会战，他多次率领突击队，深入敌后作战，参加了对日的最后一战。1945年8月，王楚英又以警卫负责人身份，亲身经历了中国战区日军从芷江洽降到南京签降的全过程。先后6次获由蒋介石颁发的忠勇勋章、海陆军奖章等，曾荣获英国政府的丰功勋章。1950年起王楚英任国民党“陆军总部”办公室主任、高雄警备区及52军参谋长等职。1952年被蒋经国调任“总政治部”第5组代组长。1954年，王楚英借到香港考察之机起义回国，现为南京市政协委员。

　　黄仁宇，1918年生于湖南长沙。天津南开大学肄业(1936～1938)，抗战期间及战后，曾担任国军下级军官10年；自成都中央军官校毕业后(1940)，任陆军第14师排长及代理连长。1943年加入驻印军，任新一军上尉参谋。1944年5月曾在缅甸密支那负伤，受颁陆海空军一等奖章。抗战结束，任第三方面及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司令部少校参谋。1946年参加全国考试后，获保送入美国陆军参谋大学；毕业(1947)后曾任国防部参谋。1950年以中国驻日代表团少校团员的身份退伍。再度赴美国，于密歇根大学攻读历史，先后获学士学位（1954），硕士学位（1957），博士学位（1964）。曾在南伊利诺伊大学任教，1968～1980年任纽约州立大学NewPaltz分校教授，又曾任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副教授及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2000年1月8日病逝于纽约上州的医院中，享年82岁。

　　朱立民，英美文学家，1920年11月12生于哈尔滨市，原籍江苏川沙。1932年入苏州东吴大学附中，毕业后入东吴大学化学系，后转入国立中央大学外文系，因抗战方殷，国步维艰，他在大三时，投笔从军担任译员，随远征军在缅甸、昆明任美军联络员。

　　云铎，中国航空委员会官员。

　　程敦荣，第14航空队第23战斗机大队飞行员。

　　李光熹，中国空军第3飞行大队仪表员。

　　陈应明，中国航空航天方面的工程师。

　　邹德安，第五军军部作战参谋

　　王树勋，远征军第71军直属山炮营2连上士通讯员、美军派驻71军炮兵联络指挥部准尉。

　　尤广才，中国远征军第54军50师特务连连长。

　　刘桂英，中国远征军新22师野战医院女护士。

　　卢国维，中国远征军驻印军第6军14师译员。

　　王恩溥，中国远征军第5军96师228团迫击炮连排长。

　　张家福，中国远征军200师少校。

　　邓述义，中国驻印军独立战车第五营士兵。

　　陈永益，中国驻印军新1军50师士兵。

　　李祚达，中国驻印军炮4团士兵。

　　王汉忠，中国驻印军新1军30师炮兵二营通讯兵和技工。

　　邱枫，中国驻印军战车营中士。

　　周文星，中国驻印军指挥部士兵。

　　潘克勤，中国驻印军新30师89团第3排排长。

　　黄隆炽，中国驻印军新1军教导总队士兵。

　　杨毓骧，中国驻印军暂汽一团一营二连汽车兵。

　　胡子龙，中国远征军第5军新编22师65团2营3连指导员。

　　姚拓，中国远征军第87师260团2营6连副连长。

　　张清伦，新一军新38师113团4营4连战士

　　叶进财，中国远征军某部“少尉”士兵。

　　张子文，中国远征军某部上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