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元洪不仅提出问题，也提供解决问题的办法和途径。他指出，要想从根本上解决军人干政的问题，必须地出路在于军民分治。

　　他一片赤诚地表示：“元洪不才，当先率鄂中军界为天下倡。”

　　袁世凯是小站练兵起家的，没有能征善战的北洋军，袁世凯能有今天吗？毫无疑问，袁世凯是凭军事实力柄权的最大受益者。但有意思的是，恰恰是袁世凯，极力支持黎元洪关于军民分治的动议。承诺“参议院开，即当首提此案”。

　　袁世凯所以这样，还真不是故作姿态，原因很简单，身份和地位变了，他现在正为各地的革命党人拥兵自重闹心呢！

　　但是，黎元洪关于军民分治的意见，遭到同盟会都督李烈均、谭延闿、胡汉民、柏文蔚等人的坚决反对和抵制。

　　因为武昌首义后，各地建立的都是军政.府，这些人是靠枪杆子取得政权，是即不想放下手里的军权，又怕失去行政权。其他各省也多多少少有这一类的想法。

　　由于遭到大家的反对，黎元洪的这个利国利民的想法，还没实行就“胎死腹中”。

　　谁人多枪多谁说了算，谁实力强谁有理，在以后的很多年里，国家和百姓是饱受了军阀混战和战乱之苦。

　　回过头来，想到黎元洪说过的话，不能不佩服他的先见之明。

　　只是，想法是好的，现实是骨感的，只是，从靠实力打天下坐天下，到靠民主法制立国，是需要走很长的路的。不过，就是在当时，黎元洪的这些可贵的想法，也引起了很多有识之士的关注和共鸣，从而使得黎元洪更加获得好名声。

　　当时的人们，有“孙（孙中山）黄（黄兴）袁（袁世凯）黎（黎元洪）”为开国四杰的说法。黎元洪虽排在最后，但好像名头反而更响，更受尊重，大家都把他视作“忠厚长者”，是一个稳健可靠之人。

　　黎元洪听到这些说法后，诚惶诚恐，多次谦虚地表白：“沈机默运，智勇深沉，洪不如袁项城（袁世凯）；明测事机，襟怀恬旷，洪不如孙中山；坚苦卓绝，一意孤行，洪不如黄善化（黄兴）。”

　　章太炎老先生，对黎元洪尤其偏爱。

　　一九一二年七月二十四日，他到武汉观光，面见了几次黎元洪，黎元洪留给他的印象极佳。那个时候，黎元洪已经当了半年的副总统。

　　章老先生回北京后，在《新纪元报》上发表这次武昌之行的观感。

　　文章写道：“黎公（黎元洪）年四十九，体干肥硕，言词简明。秘书、参议衣服不华，每日至黎公座次关白文件，一席之间八九人，皆执连柄蒲葵扇，黎公亦时握焉。其穿着西装制服，以粗夏布为之。自大都督以至州县科员，皆月支薪二十元。”

　　起义前，黎元洪月薪五百元，是当大都督和副总统薪金的二十五倍。

　　章太炎有个外号，叫“民国祢衡”。因为他谁都敢骂，被誉为三国时击鼓骂曹的祢衡。民国的诸名流，几乎都挨过章老先生的骂，唯一一个被他一直称颂的人，便是黎元洪。

　　新型国家建立，国家体制为“民主共和”，国号为“中华民国”，大家的认识是统一的。但是，在国旗和国都地点上分歧很大。

　　清廷如果有所谓国旗的话，就是所谓的龙旗。三角形，黄底龙饰，也称为黄龙旗。

　　一八九五年，孙中山在广州发动第一次起义时陆皓东做了面旗帜，叫作“青天白日旗”，寓意光明正大，自由平等。

　　陆皓东（1868年9月30日—1895年11月7日），本名陆中桂，字献香，号皓东，广东广州府香山县翠微乡人（今中山市南朗镇翠亨村）。

　　陆皓东是孙中山的同乡、幼年的同学。一八八六年，陆皓东赴上海入电报学堂学习，二十三岁毕业后先后任上海电报局译报员、芜湖电报局领班等。

　　一八九三年，陆皓东与尢烈、郑士良、程奎光、程壁光等参加孙中山在广州广雅书局南园抗风轩召开的会议，酝酿创立革命组织——兴中会。一八九五年他协助孙中山在香.港成立兴中会总部，并决定武装起义袭取广州为革命根据地。

　　他亲手绘制青天白日旗，作为起义旗帜，为掩护革命党人不幸被捕。在狱中遭受严刑逼供，宁死不屈，当庭奋笔疾书，痛斥清政.府腐败、投降卖国。

　　豪言道：“今事虽不成，此心甚慰，但一我可杀，而继我而起者，不可尽杀！”

　　一八九五年十一月七日英勇就义。

　　孙中山后来称誉他是“中国有史以来，为共和革命而牺牲者之第一人”。

　　同盟会成立后，曾专门讨论过将来的国旗问题，孙中山主张用陆皓东设计的“青天白日”旗。

　　武昌起义，湖北革命党人打出了“铁血十八星旗”。红底黒星，红色代表血，黒色代表铁，十八颗星代表当时的十八个省。意思是用铁与血的精神，解放全中国。

　　后来上海方面打出了五色旗。有五种颜色組成，五种颜色代表汉、满、蒙、回、藏五大民族。当时，人们还不知道中国有五十多个民族。讲五大民族，广义就是所有民族，是讲民族的大团结，没有只认这五个民族，而排斥别的民族的意思。

　　随着武昌首义后各省的纷纷光复，因为没有统一的旗帜，大家打出的旗帜五花八门。

　　为了寻求统一，一九一二年一月九日，武昌方面电请南京政.府统一国旗。代行参议院职权的各省代表会，对国旗式样进行了讨论。

　　江苏代表主张用五色旗，湖北代表坚持用铁血十八星旗，福建代表则提出青天白日旗最好。

　　大家争论不休，又各坚持己见，最后进行表决，多数人的意见是用五色旗。

　　那个时候，不少人还很狭隘地把反满的口号挂在嘴上，参议院多数人推出五色旗，重视民族团结和平等，这是很了不起的。

　　由于湖北的代表在决议做出后，仍然坚持使用铁血十八旗，受湖北影响，福建也不放弃自己的意见。参议院为平衡兼顾，在决定五色旗为国旗后，决定铁血十八旗为陆军军旗，青天白日旗为海军军旗。

　　孙中山更青睐青天白日旗，认为以五色旗做为国旗而觉得“未免失体”，同时也指出用颜色代表民族，取义也不够确切。请参议院对国旗决议进行复议，但遭至参议院的拒绝。

　　孙中山尽管不愿意，但受限于《中华民国組织大纲》的约束，只能按参议院的决议执行。

　　五色旗一直用到一九二八年，北洋政权的覆灭。国民党取得政权后，把青天白日旗确定为国旗。

　　关于定都之地，不但袁世凯和南方革命党人，各揣心腹事，参议院议员的意见也是不统一的。

　　有人主张定都北京，有人认为南京是最佳之地，湖北方面则认为武汉的地理位置在国之中部，是国都的最好选择。

　　在争执不下的情况下只能通过投票表决，结果北京获二十票，南京获五票，武昌获二票，天津获一票。

　　这结果和南方革命党几个领袖人物的意见相左，孙中山、黄兴大为震怒。他们召集议员中的同盟会员开会，统一立场。

　　第二天，孙中山依法要求对国都地点进行复议。

　　黄兴亲赴现场，对议员进行威胁，下令翻案，威胁：“否则吾将以宪兵入院，縛所有同盟会员。”

　　看来，即便黄兴这样的民主共和的斗士，当民主的结果不遂其心意时，也会对民主兴讨伐之师，也会把民主当成负担。

　　经吴玉章等人在底下反复疏通，最后以十九票赞成，十七票反对，勉强通过了定都南京的提案。

　　吴玉章（1878年12月30日－1966年12月12日），原名永珊，字树人，四川荣县人；杰出的革命家、教育家、历史学家和语言文字学家、新中国高等教育的开拓者。

　　他先后在成都尊经书院、泸州川南经纬学堂和日本、法国的学校读书。先是戊戌变法维新运动的拥护者和宣传者，后加入同盟会。积极参加了四川的保路运动和和辛亥革命。

　　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南昌起义，派往过苏联、法国和西欧工作，参加过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等。早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就与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谢觉哉一起被誉为中国共.产.党著名的“延安五老”。

　　在南北方就定都南京和北京僵持不下时，黎元洪曾趁机提出建都武昌的主张，试图走第三条道路。

　　二月二十四日，湖北临时议院通过“以武昌为首都”的决议。

　　二十六日，《民生日报》发表了民社的通电：“建都问题，京不宜南已成舆论。参议院附和政.府少数人之私见，率定南京为临时政.府地点。既昧大势，复拂舆情，以吾党所绝对不可赞同者。际南北纷争之日，新旧暗斗之时……折中制定，莫若武昌……既涂除北京旧染之污，亦免蹈建业偏安之日。”

　　关于定都，黎元洪与湖北方面的意见是，坚决反对南京，北京可以商量，武昌最好。但黎元洪和湖北方面的意见，几乎没有响应者。于是，黎元洪又退了一步，提出国都先设北京，等条件成熟了再迁武昌。

　　在二月二十七日，黎元洪致电孙中山和参议院，指责他们坚持定都南京是“胶执成见”，指出武昌“居中驭远”，地势险要，交通便捷，能控制全国枢纽，最适合为国都的理由，最后提出鉴于赞成北京者日多，可暂以北京为权益之地，先在北京建立临时政.府，同时，“开辟武汉，建筑新都”，新都建成后即可迁移。

　　后来，北京发生了兵变，黎元洪敏锐的意识到，定都北京已经是不可逆转，遂通电全国：“顷闻京、津乱党操戈，首难虽平，余孽未清，祸变之来，将未有艾……时机万分危迫。舍南京不至乱，舍北京必至亡，……”和坐镇北京的袁世凯遥相呼应。

　　由此，民国初建时的国都之争，也就落下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