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方的一个重大的分歧，发生在对外借款上。

　　南京临时政.府因财政极其困难几乎无法运转，曾试图与华俄道盛银行签署一个借款一百五十万英镑的借款合同，以全国税收做抵押。

　　多少年了，国人早就为外债和赔款压得喘不过气来，南京临时政.府有什么权力支配全国的税收？参议院讨论此案时，湖北议员刘成禺愤然离场，以辞职相威胁。

　　《民生日报》趁机发难，连篇累牍刊文痛斥南京临时政.府和同盟会。

　　黎元洪也就此事致电孙.中.山：“前清借款之失，我辈呼号力争，言犹在耳。遽自效尤，何以谢我民国？……”声称自己和湖北军政.府：“固守鄂中已历半载，戌马危急之顷，绝不敢言借债抵税，以误国民。”表示了对借债的坚决反对。

　　一九一二年五月九日，民社与统一党、民国公会、国民协进会、国民党合并为共和党，黎元洪当选为理事长。共和党成了参议院院中可以和同盟会抗衡的主要力量。

　　七月十四日，共和党鄂支部成立，孙武当选为支部长。

　　原来，湖北的革命组织是以孙武为首的共进会，和蒋翊武为首的文学社合合分分，现在则被共和党和同盟会的对立而取代。

　　不久发生了我们在第一卷中曾提到了的“群英会事件”。

　　“群英会事件”从表面看是对着孙武来的。当时的孙武，个人利欲有些膨胀，作风也很跋扈，利用手中的权力打击和排斥一起革命的同志，各方对他多有不满确是事实。

　　但“群英会事件”也有更深层次的问题。这些投身革命的人，因为有共同的目标，共同的追求，就是推翻清廷的封建统治。在这个大目标下，大家是能够联合起来，采取一些联合的行动。比如，武昌起义前的共进会和文学社。

　　但是。每个组织，毕竟都是独立的组织，有各自的愿景和诉求。因此在有些方面，有些场合，这些在某个目标下联合起来的组织，很有可能成为相互对立的存在。

　　同样的，每个个人所以加入某个组织，从根本上说，这个组织代表了他的切身利益。当大家为共同的利益而努力奋斗的时候，大家同样也是能联合起来，采取联合的行动的。但是，另一方面，每个人又都是独立的个人，当他投身一个事业时，也会有个人的目的，个人的向往和追求，特别是有的人，甚至会怀有很高的奢望。

　　当这些奢望在起义胜利后得不到满足，就可能怀有很大的怨气，就可能迁怒于人。比如在“群英会事件”中，很多人就把这股怨气，和诸多不满加到了孙武身上。

　　正如人们常说的那样，共患难容易，同富贵难。

　　任何举事和变革，都不可能满足所有人的所有要求。但如果把事情办得尽量合理一些，各种关系协调得好一些，考虑问题全面周到一些，矛盾和冲突就会少一些，情况也许就会好很多。

　　比如，南京临时政.府組成时，如果照顾到首义功臣一些，民社很可能就不至于从同盟会中分裂出去。如果孙武能把湖北的问题，处理得好一些，或许，“群英会事件就不会发生了。”

　　但是。南京那边搞得不好，民社分离出去了。孙武这边搞得不好，“群英会事件”也发生了。

　　孙武事先得到了消息，逃到了汉口。事后，他找到邓玉麟，想调兵对群英会进行报复。但城内的部队都布置在防御区，武昌一线都是“群英会事件”的发起人黄申芗的十四标驻守，无兵可调。

　　后来，经汉口富商蔡辅卿、李紫云从中调解，达成休兵条件。

　　第一、黎都督位置不变，大家共拥之。

　　第二，乱兵回营，商铺复市。

　　第三、孙武“于报端刊登养疴外游之广告”辞职。

　　黎元洪一方面批准了孙武“养疴外游”，另一方面对“群英会事件”发起人黄申芗的行为进行了斥责。因影响太坏，造成的损失太大，最后以五千元送黄出洋。

　　所有的内斗，其实结果都是两败俱伤。在这个事件中，黎元洪还算是受益者，大都督的权力得到了很大的巩固。

　　他借机撤消了一直被他视为心中大患的军务部。

　　“群英会事件”惊动了南京临时政.府，黎元洪为此而致电孙.中.山和各机关：“顷接军界同人呈称：军务部孙武不克称职，请予更換削来。查孙武当起义之前，奔走呼号，尚着劳勋。洎莞军务，煞费经营。近以心力交瘁，丛脞时虞，不愿以疲惫之身，久膺军寄，迭请解职养疴。虽元洪优予慰留，未加冗许，而该部长谦抑之怀，终必欲洁身引退，以避贤路。此次佥请更换，既昭各同志之公道，亦遂该部长之初心。元洪亦未便强留。现正遵照临时政.府电谕改部为司，委任曾广大为军务司长。”

　　孙武和共进会的一些人，没有因此而嫉恨黎元洪，而是把这笔帐记到了文学社，也就是同盟会身上。原来的共进会和文学社，现在的民社和同盟会，本来就有很多积怨，现在，这怨恨更深了，从而对湖北的局势，乃至全国的形势，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只不过这个时候的黎元洪，还处于二边都拥护的状态。

　　孙中山获悉武昌电报后，很快回电，进行调解:“昨夕接鄂省来电云：各同志与军务部长孙武大起冲突。其中理由虽不甚悉，惟我国民军纵旨不外厚爱同胞，保全大局。况该部长于起义之时，不为无功，请同志尤宜格外原谅。万一有不能容恕之处，亦宜宣明罪状，同议办法，不失为文明举动。文已电谕军务部长张振武，北伐军统制杜锡钧，混成协协统王安澜，前先锋第一军统领王国栋等就近极力排解，旋即派代表来鄂彻查。务望各同志和平为主，勿伤同胞同志之意，勿启外人干涉之端，则是文所厚望，诸同志三思为幸。”

　　湖北这样的内斗一类的事，在其它宣布独立的省份，也频繁出现，说到底还是为了个“利”字。封建时代有功大不赏，只能杀，诸如火烧庆功楼之类的事，无论是不是真实，这一类的事还是经常发生的。

　　难不成封建帝制进入历史了，这一幕在民国还要不停的上演吗？

　　接下来，通过各方努力，清廷宣布退位，袁世凯如愿以偿、志得意满的登上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宝座。

　　在世界历史上，差不多是经历封建制度最长的国家——中国，封建帝制终于进入了历史。

　　沉睡多年的东方巨龙，总算醒了，一个新时代开启了，人们满怀希望和期待。

　　三月十日，袁世凯在北京就职。

　　三月十二日，黎元洪向袁世凯发出贺电：“得南中好音，知公于十日受职。当此存亡呼吸之交，竟得统一车书，奠安盘石，忻慰何既。今日复由参议院代布誓词，怀保惠鲜，情词剀挚，顾瞻危局，感激涕零。

　　“我公抱开济之才，丁危疑之会，恩仇不足乱其念，祸福不足挠其走，毁誉不足动其心，错节盘根，潜旋默运，率至黄支乌戈，胥化遵亲，殘山剩水，顿归巩固，固知天下英雄，非使君莫属也。来日方长，前功未艾，经邦道国，吞仗丕谟。洪率鄂中将士，为四海蒼生贺。”

　　用大总统的位置，换取袁世凯率北洋军和大家一起把清帝赶下台，结束清王朝的统治，黎元洪应该是主要的提议者和决策者之一。自己虽然是被拉上武昌首义战车的，不管怎么说，是上了反叛朝廷的“贼船”，如果清廷缓过这口气，就算不被灭九族，自己项上人头肯定是保不住的。

　　黎元洪的贺电肯定是发自肺腑的。

　　黎元洪已于二月二十日，被推举为副总统。也就是说，在四十天的时间里，黎元洪从南京政.府的副总统，一转身又成了中华民国的副总统。

　　对于袁世凯担任民国大总统，黎元洪在心里也是拥护的，如他在回蒙古王公联合会电所说：“惟举袁项城任新政.府大总统，为救时之要着，鸿才卓识，”

　　黎元洪这位副总统虽然没到位，到也常为国事而忧虑。当时，统一的政.府虽然成立了，南北其实并没有真正实现统一。袁世凯和革命党是面和心不和，北洋军与南方革命党的民军也时有摩擦。在对立的双方之外，黎元洪是第三方，所谓旁观者清。也因为是第三方，有时也可以充当劝架人和调解人的角色。

　　黎元洪也通过各种形式，发表对时局的看法，提出一些意见和建议。如向全国发出的“吁请息争以苏民困”，以四六句排偶的形式，指出伤害社会甚至祸国殃民的各种社会现像。用“三危”、“四亡”、“五哭”、“十害”等，列举社会时弊，鞭挞武装割据的危害。

　　他也从实际出发，提出解决问题的真知灼见。

　　比如，他曾给袁世凯发电，指出军人凭实力柄权，给国家治理带来的十害，其电文写道：“荧惑政策，瞀乱方略，其害一。把持贤路，接挽私人其害二。招募非人嚣然自雄，其害三。恣财黩武，暴敛横征，其害四。假以军法，草菅人命，其害五。奸淫劫掠，蹂躏地方，其害六。易受鼓惑，动摇政局，其害七。拥兵自重，易生反侧，其害八。争城夺地，内讧不止，其害九。割据一方，形同藩镇，其害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