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2006年，蒋介石日记由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分四批逐年公开之后，胡蒋关系，差不多一直是是个很热门的话题。其中蒋介石在日记中对胡适的评点成了研究者争相引用分析的材料，其结论大致是：台湾时期的蒋对胡在表面上礼贤下士，优礼有加，而实际上则恨之入骨，视胡为心头大患；而胡则始终只是蒋手中的一颗棋子，任蒋玩弄于股掌之间。蒋的虚伪，胡的软弱，一时间成了胡蒋关系研究的主调。

　　然而，同样的材料，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也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蒋在公开场合和日记中对胡截然不同的两种态度，固然可以解释为表里不一，但也不应该忽略蒋以一个政治领袖对一个知识份子的容忍和克制，从中也可以看出蒋对胡是相当忌惮的。胡绝不是任蒋玩弄的一颗棋子，而是一粒“雷丸”，蒋对胡的处置丝毫不敢掉以轻心。

　　当然，胡也从不滥用他特有的地位和威望。胡有他的容忍，也有他的抗争，但容忍和抗争都有一定限度。胡从不是一个“玉碎派”，从留学时期，在中日交涉上，他就不主张“以卵击石”。“以卵击石”，在他看来，不是“壮烈”而是“愚蠢”。这也可以理解为“顾全大局”。当然，所谓“顾全大局”往往也是“妥协”的另一种说法，这是胡被视为软弱的主要原因。

　　有人说，胡在面对蒋时，有他温和持重的一面，不能让看客痛快地叫好。但除去敌对方，试问在同时代的知识分子当中，还有谁能如此不卑不亢地向蒋进言，向国民党抗议？还有谁能让蒋彻夜难眠，让他觉得当众受辱？除了胡适，很难能想出第二人来。胡是温和的，但温和未必软弱，更未必无能。胡有他坚持的原则，他从不做“政府的尾巴”，从不随声附和，也从不歌功颂德。论胡蒋关系，如不和其他人进行比较，则不免失之片面和主观。在比较蒋介石-林语堂关系之后，不难看出，胡适和他同时代的人相比，在面对政治威权时，表现了中国知识份子少有的独立和尊严，在中国近代史上堪称第一人。胡适代表的是中国知识份子“以道抗势”的优良传统，林语堂晚年则较偏向“以道辅政”。而蒋介石的人格也可以透过他和胡适和林语堂关系的描述，浮现出一个更清楚的形象。

　　当然，这为后话。

　　1932年11月28日，正在武汉大学讲学的胡适忽然受到了蒋介石共进晚餐的邀请。前边说过了，之前胡适曾致信给蒋介石秘书陈布雷，请他转送一套自己主编的《新月》杂志给蒋介石。

　　此时蒋介石已是“国府主.席”兼任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而胡适也是遐迩闻名的新文化运动旗手。

　　当时正好蒋介石“剿匪”也就是剿共，住在武汉。而胡适是受武汉大学的校长王世杰的邀请来“武大”，蒋与胡看似偶遇，知道内情的人会知道这是精心安排。武汉大学的校长王世杰是胡适的朋友，他邀请胡适来“武大”是在正常不过的事。

　　但王世杰还有另一身份，我们不妨看一下他的简历。

　　王世杰（1891年3月10日—1981年4月21日），字雪艇，行五，湖北崇阳人。早年入天津北洋大学采矿冶金专业学习。

　　1911年武昌起义后，返回武汉任都督府秘书。

　　1913年赴英国留学，入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后转入巴黎大学攻读法律。为上海《时事丛报》和北京《晨报》撰写特约通讯。并为《东方杂志》撰文，宣传现代法学观念。

　　1920年获得法学博士学位，回国任北京大学法律系教授、系主任、北大教务长等职。

　　1927年转赴南京，后任南京国民政府法制局局长，起草制定《反革命治罪法》、《劳资争议处理法》等，全力为蒋政府效力。同年12月任湖北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厅长。

　　1928年被南京政府派往国外，任海牙公断院公断员。

　　1929年5月担任武汉大学校长。

　　1932年上海一•二八淞沪抗战开始时，主张依赖国际联盟解决问题，支持蒋介石的对日不抵抗政策。此后历任湖北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厅长，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兼整理内外债委员会委员等职，被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监察委员。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事室主任兼政治部指导委员。

　　1938年6月任国民参政会秘书长，12月加入新政学系。

　　1939年后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设计局秘书长、三青团中央监委会书记长等职，被选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

　　1943年随蒋介石到埃及，出席开罗会议。

　　1945年出席国民党六大，与潘公展等组成特种审查委员会，起草《对中共问题的决议》，主张用政治方法解决中共问题。

　　1945年秋任国民政府委员、行政院政务委员兼外交部部长，随宋子文赴苏联谈判。10月作为国民党代表之一，与毛、周等中共代表举行重庆谈判。

　　1946年1月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积极支持蒋介石的内战方针。曾任出席第二、三届联合国大会的首席代表。被选为南京中央研究院院士。

　　1949年逃到台湾。此后历任台湾国民党当局“总统府”“秘书长”，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行政院”政务委员，“中。央研究院院长”，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常务委员，“总统府”“资政”等职。

　　我们应该记得，在蒋介石和胡汉民发生立宪之争时，时任南京国民政府法制局局长的王世杰曾是蒋介石的重要助手。

　　从王世杰的履历中，不难看出此人即使不是蒋介石的亲信，也是蒋完全可以信赖之人。

　　尽管不是偶然相遇，但看上去是偶然相遇，这样的话双方都没有高（低）大家都不是你去拜访我，也不是我去拜访你，在一个比较平等的位置。

　　当晚胡适见到蒋介石，作为主人的蒋介石彬彬有礼，态度和婉，全然没有外界所说的一副赳赳武夫的模样。这让胡适对蒋感觉远远好于预期。

　　因为是第一次见面两人都很客气，没有多余的话。倒是与胡适一样，受过美国教育的宋美龄偶尔和胡适有些话可说。

　　胡适在与蒋介石见面当天的日记中记载到，下午七时过江，在蒋介石先生寓内晚餐。此是我第一次和他详见，饭时蒋夫人也出来相见，今晚客有陈布雷，裴复恒。

　　第一次见面因为有多位客人在场，两人没有多少话，这让胡适感到有点扫兴。第二天，蒋介石再次邀请胡适共进晚餐。

　　胡适与蒋介石的第二次见面距离第一次仅隔一日，胡适11月29日日记云：“点半，黎琬（公琰）来，小谈，同去蒋宅晚饭。同席者有孟余、布雷、立夫。今晚无谈话机会，我送了一册《淮南王书》给蒋先生。”

　　黎琬是蒋介石的秘书，所谓《淮南王书》乃是胡适出版于1931年12月的一本著作。该书以西汉时的名著《淮南子》为研究对象，是胡适当时正在写作的《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中的第五章。

　　胡适为什么要送这样一本书给蒋介石呢？1935年7月26日，胡适致罗隆基函中对此有过解释：“我的观察，蒋先生是一个天才，气度也很广阔，但微嫌过于细碎，终不能“小事糊涂”。我与蔡孑民先生共事多年，觉得蔡先生有一种长处，可以补蒋先生之不足。蔡先生能充分信用他手下的人，每委人一事，他即付以全权，不再过问；遇有困难时，他却挺身负其全责；若有成功，他每啧啧归功于主任的人，然而外人每归功于他老人家。因此，人每乐为之用，又乐为尽力。亦近于无为，而实则尽人之才，此是做领袖的绝大本领。

　　“前在汉口初次见蒋先生，不得谈话的机会，临行时赠他一册《淮南王书》，意在请他稍稍留意《淮南》书中的无为主义的精义，如“重为善若重为暴”，如“处尊位者如尸，守官者如祝宰”之类。

　　“年我第一次写信给蒋先生，也略陈此意，但他似乎不甚以为然。他误解我的意思，以为我主张“君逸臣劳”之说。大概当时我的信是匆匆写的，说的不明白。我的意思是希望他明白为政之大体，明定权限，知人善任，而不“侵官”，不越权。如此而已。《淮南》说的“处尊位者如尸……尸虽能剥狗烧彘，弗为也。弗能，无亏也。”此似是浅训，但今之为政者，多不能行。”

　　古代祭祀时，有人扮作受祭的祖宗，俨然玄默，寂然无为，接受大众的祭祷，称为“尸”；有人掌管祭礼时的各种具体事务，称为“祝宰”。《淮南子》一书以“尸”与“祝宰”的关系比喻理想中的君臣关系，胡适对此最为欣赏，曾说“尸的比喻，最可写出虚君的意义”。

　　胡适认为《淮南子》一书的政治思想充满着“民治主义”精神，它包含着三个要义：一是虚君的法治；一是充分的用众智众力；一是变法而不拘守常故。他在《淮南王书》里对此作了充分的阐述。例如《淮南子》里有一句话叫作“善否之情日陈于前而无所逆”，胡适认为这是在说，“要尊重人民的舆论”，“便是言论的自由”。又如《淮南子》一书认为君臣关系是一种“相报”关系，胡适即解释为“人民有反抗君主的权利，有革命的权利”。因此，胡适向蒋介石赠送《淮南王书》，既具有献计献策的作用，要求蒋介石能从中悟出治国之道和“做领袖的绝大本领”来，同时，又是为了对蒋介石进行民主主义教育。

　　胡适赠给蒋介石的《淮南王书》好像从未成为这位雄心勃勃日理万机的政治领袖的枕边书。有来有往，蒋介石也送了胡适一本自己著名的《力行丛书》。

　　乎察觉到胡适意犹未尽，蒋介石分别前想了一下对胡适说，12月2日可再见一次，好好再谈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