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第三次见面，胡适翻阅了蒋介石的《力行丛书》，发现书中对孙中山知难行易的解释参阅了胡自己的一些观点，这对胡适是一个鼓舞。他期待这次会面，希望能跟蒋介石谈一点根本问题，就是自己的政治见解。

　　12月2日下午，蒋介石致函胡适，重申前约。同日下午，胡适通过王世杰转告蒋介石，一定践约。

　　12月2日晚六点多，胡适就从住所出来，直奔蒋的官邸，过了长江，受到蒋介石秘书黎婉君的迎接。

　　胡适以为，这是最后的一次谈话，准备与蒋谈一点“根本问题”。但是，一进门就碰见一个叫雷孟强的人，吃饭时又添了个杨永泰。两个人都不走，蒋介石也不准备请他们走，于是，胡适就不准备深谈了。

　　席上，蒋介石要求胡适注意研究两个问题：1.中国教育制度应该如何改革？2.学风应该如何整顿？蒋介石上台之后，不断发生学.潮。11月29日，山东省会济南发生学生罢课事件。次日，罢课学生万余人又集会游行，向省政府请愿。因此，蒋介石的兴奋点是如何整顿学风，消弭学.潮。但是，蒋介石的兴奋点不等于胡适的兴奋点。

　　胡适因为没有深谈机会，本已有点生气，听了蒋介石的问题后便不客气地说：“教育制度并不坏，千万不要轻易改动了。教育之坏，与制度无关，十一年的学制，十八年的学制，都是专家定的，都是很好的制度，可惜都不曾好好的试行。经费不足，政治波动，人才缺乏，办学者不安定，无计画之可能……此皆教育崩坏之真因，与制度无关。

　　“学风也是如此，学风之坏由于校长不得人，教员不能安心治学，政府不悦学，政治不清明，用人不由考试，不重学绩，学生大都是好的；学风之坏决不能归罪学生。

　　“今之诋毁学制者，正如不曾试行议会政治，就说议会政治决不可用。”

　　当时，胡适正企图劝说国民党在中国建立欧美式的民主政治，所以尽管蒋介石要他谈教育和学风问题，但是，转弯抹角，他还是谈到了自认的“根本问题”上。

　　胡适对他和蒋介石的最初几次见面，不满意，也很失望。两人谈话时间很短，胡适没能畅所欲言，晚餐时胡适觉得食不甘味。

　　胡适在当天日记中写道：“至今不明白他为什么要我来，今日之事我确有点生气。”

　　作为一个有思想的学者，胡适希望能够跟蒋介石系统地谈一谈自己的政治理念和思想。

　　蒋介石这次见面却对胡适印象不错，不但自认胡适的话都听进了，“甚以为然”，且对胡评价颇高，“此人似易交也”。两人感觉出现这么大的落差，正如很多人所说，关键是对彼此定位的认知歧异。蒋只把胡适当成“教育专家”，视胡为下属。

　　而蒋介石所以热衷于与胡适谈教育，也有他的想法。很快他就重新组阁，想请胡适做教育部长。也就是前边提到的，之后的行政院长汪精卫出面拟请胡适出任教育部长。

　　只是出乎蒋介石的意料，胡适婉拒了教育部长一职。说他要保存这一点独立的地位，养成一个无党不偏之身，为国家做一个诤臣，为政府做一个诤友。

　　这时候的胡适认为，蒋介石他不是不能改过的人，只可惜他没有诤友肯时时指摘他的过失。

　　在胡适看来，领导人身边最需要的是诤臣，诤友。所谓兼听则明，“一个好汉三人帮”。一个领导人身边如果被一帮阿谀奉承之徒所围绕，是很悲惨的。胡适不但自己要做蒋的“诤友”、“诤臣”，也希望他的朋友们也能这样去做。

　　他在致《独立评论》的三位朋友翁文灏、蒋廷黻、吴景超的一封信里，曾引宋人杨万里的一首咏山泉的诗：“初疑夜雨忽朝晴，知是山泉终夜鸣。流到前溪无一语，在山作得许多声!”

　　胡适希望三个在政府里做官的朋友，不要像那山泉一样，出山以后反而不声不响，而要做“面折廷争”的诤友、诤臣。他说：“私意总觉得此时更需要的是一班“面折廷争”的诤友诤臣，故私意总期望诸兄要努力做educatethechief(教育领袖)的事业，锲而不舍，终有效果。行政院的两处应该变成一个“幕府”，兄等皆当以宾师自处，遇事要敢言，不得已时以去就争之，莫令杨诚斋笑人也。”

　　胡适对蒋介石寄以厚望，希望蒋能够在诤友、诤臣的辅佐下，做一个开明、豁达、胸怀若谷的领导人，带领着中国逐步走上民主和宪政的道路上。

　　但是，胡适接下来看到的实际情况却是，蒋介石集团正一步步加紧法西斯独裁专政。继“CC团”之后，又组织了“蓝衣社”。这两大特务组织，叫嚷“借法西斯之魂，还国民党之尸”，在全国实行法西斯恐怖统治。

　　而另一方面，包括蒋廷黻、吴景超、钱端升、丁文江等在内的那么多著名的知识分子纷纷转向，程度不同地赞同专制独裁，放弃了自由民主宪政的要求。

　　胡适一生主张学术理性，对于自己刊物上的学术之争，他一般不根据个人的意愿取舍。只是此次，胡适忍不住了，他一篇一篇地写反驳文章。

　　胡适的朋友蒋廷黻，1933年12月，在八十号《独立评论》上发表了一篇题为《革命与专制》的文章，被认为是“胡适的英美派知识分子朋友们第一个明确表态拥护‘专制’的宣言”。

　　蒋廷黻认为，当时中国之所以内战频仍，国家无法真正统一，其原因就在于未像能英国、法国、俄国等国那样。英国经历“十六世纪的都铎王朝的专制”、法国经历“二百年布彭朝的专制”和俄国经历“罗马罗夫朝三百年的专制”，因此，惟有先经过一个“专制建国”阶段，国家才能有效地走向近代化。蒋廷黻是一位历史学教授，时任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他的政治言论颇为保守，首先无条件地拥护当时的南京国民政府，其次重视经济问题而轻视民主宪政问题。1932年4月，他参加了在洛阳召开的国难会议，明确反对“取消党治、实行宪政”的主张，甚至对未行宪之前由人民选举国民代表会议的提案也不赞成。

　　蒋廷黻的文章引起胡适的强烈反应，胡适在他的《中国无独裁的必要与可能》反驳说；“两个月削平了桂系，六个月打倒了阎冯，然而中国至今还是不曾统一。这五年的教训还不够清楚吗？”“满清的颠覆，当然不是武力之功，当然是一种思想潮流的力量。袁世凯帝制的推翻，也不是武力之功，也是一种新‘意态'的力量。十七年张作霖的自动出关，也不是武力之功，也是某种‘意态'使他不能不走的。”

　　胡适在他的另一篇文章《政治统一的途径》中言道：“几十年来割据的局势的造成是因为旧日维系统一的种种制度完全崩坏了，而我们至今还没有建立起什么可以替代他们的新制度。当日“以党治国”的制度，确是一个新制度，如果行得通，也许可以维系一个统一的政权。但民国十六年国共的分裂，就早已显示这个制度的自身无法维持下去了，因为党已不能治党了，也不能治军了，如何还能治国呢？党的自身已不能统一了，如何能维系一国的统一呢？”

　　上世纪三十年代，对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是一个“内忧外患”令人痛苦的时代。这种痛苦来自于大多数人对民主的一种幻灭感，于是选择何种政制模式以救国就成了当时争论的一个焦点。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侵略野心日益膨胀，全国上下沉浸在“国难时期”的悲愤之中，置身北方危城的知识分子更是忧心如焚。因此，不少人希望有不个特别强有力的政权。

　　蒋廷黻没有正面回答胡适，而是再次撰文阐述对“专制”的看法：“以个人专制来统一中国的可能比任何其他方式的可能性高，因为中国人的私忠既过于公忠，以个人为中心比较容易产生大武力……即使现在的专制只是二千年来专制的延续，但是因为现在有了科学与机械这两个东西，尽管政府完全无为，只要它能维持治安，这两个东西就要改造中国，给它一个新生命。”最早附合蒋廷黻的是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吴景超，他在《独立评论》八十四号上，以《革命与建国》为题，声称从中国历史上找到了一个治乱循环的法则，即一个周期的三个阶段：自苛政至人民不安、至革命到现状推翻；自群雄相争至天下统一；自善政至和平恢复。进而断言：当时中国二十多年仍未跳出第二个阶段，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统一问题。而统一，中国历史上几乎没有例外，都是以武力的方式而完成的。

　　于是，有意或无意，以《独立评论》为中心，开始了一场民主与独裁的论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