蒿里行

　　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初期会盟津，乃心在咸阳。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势利使人争，嗣还相自戕。淮南弟称号，刻玺于北方。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蒿里》和《薤露》都是送葬唱的挽歌，但后者哀挽的对象是王公贵人，而前者哀挽的对象则是士大夫庶人。本篇追记汉末史实，哀伤战乱中死亡的人民，题实司之。诗中所述史实是：初平元年（190）正月，关东各州郡十余路诸侯推渤海太守袁绍为盟主，兴兵讨伐董卓。董卓纵火焚烧洛阳，挟持献帝到长安。当时形势本来对义军有利，但由于袁绍等人各怀异心，观望不前，乃至相互攻袭，使联合军事行动流产，从此天下陷于军阀混战，血流成河，十室九空，灾难空前。本篇即以沉重的笔墨，回顾反思了这一段历史，谴责制造战乱的历史罪人，充满悲天悯人的情怀。

　　前四句用沉重的笔墨叙述起兵之初，讨卓联军最初是打着匡扶汉室的正义旗号吊民伐罪——相传武王伐纣时和诸侯会于盟津（河南孟津）、而刘项亡秦则以入咸阳定关中为目标，诗中合用这两个典故，以叙时事。就全诗来说是先扬后抑。因为这支联军中各路军阀，都想伺机扩充自己的力量，所以“军合——力不齐”。史载董卓在洛阳大焚宫室，自恃兵强，而袁绍等彼此列兵观望、莫肯先行——“踌躇而雁行”，意在保存各自的力量。

　　史载当时曹操对联军的驻兵不动十分不满，于是独自引领三千人马在荥阳迎战董卓部将徐荣，虽然失利，却表现了他的立场。不久，联军由于势利之争，酿成一场内讧，袁绍、韩馥、公孙瓒等，发动了汉末的军阀混战。袁绍与异母弟袁术公开分裂，建安二年（197），袁术在淮南僭称帝号；而早在初平元年（190）袁绍就与韩馥谋废献帝，立幽州牧刘虞为帝，当时曾向曹操出示过一枚金玺，已暴露其野心。前十句就用简洁的语言，将关东之师从聚合到离散的过程原原本本地写出来，成为历史的真实记录，可谓诗史。

　　军阀们制造战争，战争则制造饥荒、瘟疫和死亡。“铠甲生虮虱”是一个极其生动的细节，将战争的旷日持久、士卒们人不卸甲、马不解鞍、不堪其苦的状况，和盘托出。至于老百姓的处境，自然又在士卒之下。“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是又一个令人触目心惊的细节。在古代农业社会，六畜之中，唯鸡与犬是最普遍的家畜，可作为“人家”的代名词（故有“鸡犬之声相闻”、“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等说法），“无鸡鸣”等于说无人烟。这几句写兵连祸结之下，生产破坏，民生凋敝，哀鸿遍野，堪称典型、深刻、有力，写出了一个人间地狱。

　　那是一个绝无温情的时代，是一个“使年老的失去仁慈，年幼的学会憎恨”的时代。诗的结尾却生出“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的感喟，情不自禁，无一丝造作假借。前人评其诗说：“此老诗歌中有霸气，而不必王；有菩萨气，而不必佛。”“一味惨毒人，有能道此，声响中亦有热肠，吟者察之”（谭元春）。如此诗结句，一方面表现出大慈悲，一方面隐含方今天下舍我其谁的责任心。刘勰所谓“志深笔长”在此。

　　借古乐府写时事，是曹公的发明，遥启杜甫诗史。诗中从兴兵讨卓到军阀混战，展示了一个从义到不义的变化过程，也就是军阀野心逐渐暴露的过程。在描写这个过程时，诗人不一顺平放，而注意时时提笔换气，如首四句，写得堂堂正正，“军合力不齐”以下则每况愈下，最后点明军阀各有称帝野心，层层剥笋，步步深入，故饶有唱叹之音。诗的前半是历史事件纵的叙述，后半则是社会现象横的描绘，前半是因，后半是果，结构浑然天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