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子第十八

　　殷有三仁焉：商朝的三位仁人

　　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论语·微子》讲了一些隐士和佚名的故事。

　　殷商后期是纣王当政。纣王无道，昏庸残忍。有很多关于他残暴的传说，比如他发明了炮烙之刑，把人绑在烧红的铜柱上烫死，还曾把人的腿打断，看看骨髓到底什么样。

　　应该如何面对如此凶残的君主呢？

　　“微子去之”：微子是纣王同父异母的哥哥，“去之”就是离开了，逃到别的国家去了。

　　“箕子为之奴”：箕子是纣王的叔父，也是大臣。“为之奴”，就是装疯，最后变成奴隶，苟且偷生。

　　唐伯虎也有装疯的经历。他被请到宁王府做客，不久就看出宁王要造反。造反是必死无疑的，他也知道宁王赢不了，即便赢了，也是乱臣贼子。怎样才能与宁王划清界限呢？唐伯虎就装疯，做了很多出格的事情，衣不蔽体、对人又踢又骂，丑态百出。宁王以为他真的疯了，就把他赶出了宁王府。唐伯虎借着装疯卖傻摆脱了这一劫。

　　“比干谏而死”：比干在朝堂之上跟纣王直谏，纣王很生气，问他：“你说的这些话是从哪儿来的？”

　　比干回答：“我凭着一颗忠义之心。”

　　纣王说：“我听说忠义之心有七孔，是七窍玲珑心，我想看看你的这颗心是否如此。”结果比干遭挖心酷刑而死。

　　以上三个人都不和纣王合作。所以孔子说，“殷有三仁焉”。

　　千万不要小看这个评价。孔子的这个评价代表着他认为当君王昏庸无道时，这三个人的方法都是对的：一个人是离开、逃避，是不合作的态度；一个人是装疯卖傻、做奴隶，也是不合作的态度；一个人是强硬地对抗，表现出强烈不合作的态度。总之，不能够助纣为虐，不能同流合污。

　　这三人的做法，叫“不降其志，不辱其身”，是孔子认为的“仁”。

　　《微子》用这一节开篇，引出了更多佚名、隐士的故事。

　　枉道而事人：环境对一个人的影响有多大

　　柳下惠为士师，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

　　“士师”就是典狱长，属于司法工作者，负责诉讼、判案子、抓犯人。

　　柳下惠在做典狱长的时候，三次都被罢免了。这个工作不好干，比如包龙图升堂，经常审到皇亲国戚，经常会得罪人。

　　柳下惠三次被罢免，有人就问柳下惠：“你为什么不走呢？这国家对你不好，不能让你好好地做事，你离开不就行了吗？”

　　柳下惠答道：“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

　　大意是，如果我用“直道”、用现在这样的态度秉公执法，不怕得罪人，我去到什么地方不会被人罢黜呢？是鲁国还是齐国，或者是晋国还是宋国？天下乌鸦一般黑，不论在哪里，我都会遇到“三黜”的事情。

　　“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就是说，假如我换一种方式处世，变得懂得迂回、斡旋，不再那么直，懂得用圆融的手段，那么我不离开我的老家和祖国，也能顺风顺水。

　　这话的潜台词是，我要是愿意变得油滑，我早学坏了。世俗的那些东西谁不会呢？问题是我不愿意改，那么我去哪里不都一样吗？

　　大家初听可能会觉得柳下惠说得还挺有道理的。

　　实际上，柳下惠的认知是有问题的。孔子的应对方式跟他不一样。孔子敬佩柳下惠，觉得他的品行道德值得赞叹，但是孔子并没有效仿他的做法。孔子四方游历，四处奔走，就是到处在找能够跟自己合作的人，他没有放弃自己的理想。

　　心理学当中有个规律叫“耦合效应”，强调了一个人的行为和状态离不开环境的影响。一个坏人做坏事通常是与环境分不开的，当他离开这个糟糕的环境以后，可能就不再做这样的坏事。

　　如果你将一个城市里最脏乱差的、犯罪率最高的地方治理好了，可能有人会认为这些犯罪分子只是去了别的地方。事实并非如此——当糟糕的地方被治理好以后，这里的犯罪分子也许真的会消失。这是因为环境的耦合性被破坏掉了。

　　人的行为和环境是相互影响的。如果柳下惠能够像孔子一样相信环境的力量，那么他不仅可以继续保持直道，还会努力去寻找能够实现他“直道”的国家。

　　什么叫好的国家、好的城市、好的公司？就是能够让人安心过日子的地方。在这里，你是一个奉公守法的公民，你的日子就能够过得很好；在这里，有理可说，有道可循，有法可依。

　　假如在一个环境里，讲理的人处处受气，有势力的人有话语权，那人们的生活就无法安生了。

　　柳下惠的这句话，虽然看上去逻辑完整，但是是有漏洞的，他没有意识到环境的重要性。他认为一件事情的结果如何，跟自己有关，跟环境无关。他的观点是，天下哪里都一样，这是“固定型心态”。

　　孔子跟他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孔子依然抱有希望，不断地去换不同的环境，尝试寻找能够施行仁道的国家，这显示了孔子是“成长型心态”。

　　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再一次怀才不遇

　　齐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则吾不能；以季、孟之间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

　　这一段话看似是连起来说的，其实前后两句话并不是在同一时间说的。

　　“齐景公待孔子”，就是齐景公在讨论关于孔子的待遇。

　　鲁国的三家贵族中，季氏的待遇最高、掌权最大。齐景公说：“如果要求我对待孔子像鲁君对待季氏一样，给他这么大的权力、这么高的地位，我可能做不到。”

　　孔子毕竟是外来的人。

　　孟孙氏在三桓里排在末等。齐景公说：“我待孔子可以比孟孙氏的地位高，比季孙氏的地位低一点。可能就是叔孙氏的这个地位。”

　　即便是孟孙氏，也是鲁国当时的三根支柱之一。“季、孟之间待之”这句话相当于齐景公给出的承诺。

　　我想，孔子在那段时间大概是非常高兴的，觉得自己终于有用武之地了，他的弟子们也应该对未来有所期待。

　　结果，后面突然就变成“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在等待任命，等啊，等啊，过了很长很长时间，等来齐景公派人传话说“对不起，我老了，用不了你了”。

　　齐景公的托词是，“我年纪大了，不再励精图治了”。

　　孔子是想改革的。这期间，双方可能有过很多次的交流，齐景公也在反复判断，仁政到底能不能施行，孔子所说的礼乐教化到底能不能够令自己在诸侯中生存下去。最后，齐景公放弃了。

　　孔子曾经评价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民无德而称焉”。齐景公比孔子去世早，盖棺论定时，老百姓没有称赞他的，虽然他有那么强大的军队。

　　双方对彼此都感到失望。

　　齐景公以“我老了，不再励精图治”为托词拒绝了孔子，孔子没有赖在那儿不走，也没有退而求其次，谋个低一点的岗位。

　　孔子转身就走了，去了别的地方。

　　有人曾经讲，齐景公为什么会突然改变主意？也许是因为晏婴。晏婴跟齐景公讲，不能留孔子，因为孔子曾经策划和参与过“白公之乱”。

　　但李零教授在书中为晏婴正名。“孔子适齐”是在公元前517年，齐景公卒于公元前490年，晏婴卒于公元前506年前；“孔子适楚”是在公元前489年，在齐景公死了以后。而白公之乱发生在公元前479年，按照生平年表分析，孔子不可能参与白公之乱。

　　所以，齐景公不用孔子，肯定跟晏婴没关系。

　　孔子是很欣赏晏婴的。

　　总之，齐景公没有用孔子有多种可能，可能是有人阻挠，也可能是他自己后悔了，还可能是他真的觉得孔子并不好用。

　　齐人归女乐：孔子离开鲁国的另一个原因

　　齐人归女乐，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

　　这一段故事在电影《孔子》当中也提到了。

　　据说，孔子做了鲁国的大司寇以后，摄行政事，国内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整个鲁国的治理面貌焕然一新。

　　这时候，“齐人惧，归女乐以沮之”。鲁国发展壮大了，对齐国是一个威胁，齐国就派人送了很多漂亮的姑娘和技艺高超的乐手过来，赠送给鲁国的大夫们。

　　“季桓子受之”：季桓子很愉快地接受了。

　　接下来，孔子每天听见宫里传来歌声、乐声，连着三天宴饮作乐。孔子就失望地走了。这是关于孔子离开鲁国的一个说法。

　　还有一个说法就是，祭祀之后，鲁君没有将剩下的肉分给孔子，孔子觉得自己已经完全不受待见了，就走了。

　　总之，孔子从此开始周游列国。

　　其实，这里反映了孔子的两个困境：内外交困。

　　外有齐国人捣乱，送一些诱惑人心的东西来干扰；内部则是季桓子借着由头，表达对孔子的不满。因为在三桓看来，孔子做的很多决定是对他们不利的。孔子的目标是让鲁君重新掌权，拥有他作为国君应有的地位，季桓子自然视孔子为眼中钉，导致孔子被排挤，离开了鲁国。

　　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出世还是入世，这是一个问题

　　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

　　孔子下，欲与之言。趋而辟之，不得与之言。

　　“楚狂接舆”是指楚国的狂人接舆，他很有名，在很多古书里都出现过。“狂”是外表看起来疯疯癫癫的样子，可以想象《红楼梦》中癞头和尚和跛足道人的形象。

　　孔子的车停在那里，接舆唱着歌，从孔子的车旁边走过。他唱的是：“凤凰呀，凤凰呀，为什么现在道德竟然衰微到这样的程度，你还要出来。过往已经发生的那些事情，那些让人糟心的政治、战争都已经过去了，你现在去提建议也没有用。你能不能多关注自己的未来？能不能让自己活得更好？算了吧，算了吧，现在这些从政的人，危险了，搞不定了，世道要大乱了！”

　　为什么提到凤凰？这里有一个前提：过去人们认为“凤鸟待圣君乃见”，如果圣君在位，凤鸟才会出现。

　　接舆的意思是，孔子是这样的圣鸟，是像凤凰一样的高洁之士。

　　孔子听到了他唱的这首歌。我想象了一下这个场景：接舆哼唱着走过去，孔子赶紧从车上下来，想拦住接舆聊两句。对方却“趋而辟之”。“趋”就是身子一矮，快速地走过去，离开了。

　　孔子很遗憾，遇到了这么一个高人，唱着歌来点化他，说“你算了吧，别跟他们混了，这些人你搞不定的”。孔子大为感动，结果竟然没有谈上话。

　　这段话谈到出世和入世的区别。大家普遍认为孔子是入世，努力地想要在世上做出一番功业，想帮助到更多的人。而老子和庄子接近于出世，老子出关，庄子在漆园做小吏。还有另一种说法，说庄子可能更入世，因为庄子所倡导的跟楚狂接舆很像，即不要跟不好的人混在一起，这说明庄子是具有人文关怀的。

　　但过于重视人文关怀是很痛苦的，也是很伤神的。庄子看透了这一切以后，开始养生，他认为让自己好好地活下来就已经很好了。

　　孔子是一个典型的“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人。他们选择的方向不一样，其实都是入世的，都是表达着自己对世人的关怀，只是用的方式不同而已。

　　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人生的不同选择

　　长沮、桀溺耦而耕，孔子过之，使子路问津焉。

　　长沮曰：“夫执舆者为谁？”

　　子路曰：“为孔丘。”

　　曰：“是鲁孔丘与？”

　　曰：“是也。”

　　曰：“是知津矣。”

　　问于桀溺。

　　桀溺曰：“子为谁？”

　　曰：“为仲由。”

　　曰：“是鲁孔丘之徒与？”

　　对曰：“然。”

　　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而与其从辟人之士也，岂若从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辍。

　　子路行以告。

　　夫子怃然曰：“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

　　这是比较难读的一段，但故事很有意思。

　　“长沮”“桀溺”这两位是不知姓名的隐居高人。

　　“耦而耕”：指两个人并肩耕地，说明这两个人关系是很不错的。“耦”就是并肩。

　　“孔子过之，使子路问津”，这个典故叫“子路问津”。“津”是渡口。

　　孔子派子路去问渡口在哪儿。长沮就问驾车的人是谁。

　　这就是明知故问。他们都是明眼人，一看子路这些人气度不凡，就能猜个八九不离十，但故意发问。

　　子路说：“是孔丘。”

　　孔子声名在外，但是长沮还是继续明知故问：“是鲁国的孔丘吗？”

　　子路说：“是的。”

　　长沮说：“如果是孔丘，那还问什么路，他应该知道渡口在哪儿。”

　　长沮真是会气人，他的意思是，孔子不是无所不知吗？他怎么会不知道渡口在哪里呢？长沮没有帮子路指路。

　　问于桀溺。子路还真是好耐性，又转头问另外一个人。

　　桀溺问：“你是谁？”

　　子路老实回答：“我是仲由，是子路。”

　　桀溺又问：“是鲁国孔丘的门徒吗？”

　　子路回答：“是的。”

　　桀溺说：“这个天下，江水已经泛滥了，洪水已经滔天了，全天下都逃不过，而谁能改变这些呢？”

　　接下来，桀溺又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你跟着辟人的人，不如跟着我们这些辟世的人。”

　　辟人、辟世、辟色是三种不同的境界。桀溺的意思是，孔子是一个“辟人之士”——孔子觉得鲁国的季氏、鲁公皆不足以成事，他就离开这些人，他希望重新找到可以安身的地方。

　　“辟世之士”的观点是，整个世道都坏了，鲁国也好，齐国也好，卫国也罢，没多大差别，天下乌鸦一般黑。

　　桀溺说完，“耰而不辍”。“耰”（yōu），这是一个耕耘的动作，指撒下种子后，用耙子耙土，覆盖种子。这意味着他在跟子路说话的时候，头都不抬，是一边干活一边说：“哎呀，世道不行找谁都一样。你跟着孔子还不如跟着我们……”

　　子路回来，把方才的境遇告诉了孔子。

　　孔子说：“鸟和兽能在一起相处吗？鸟走鸟的道，兽走兽的道，物种不同，不可同群，我自然也无法与飞禽走兽共处。如果我不跟季氏、孟氏、卫灵公、齐景公这些人打交道，那我又要和什么人打交道呢？如果天下太平，政治清明，我自然不会拼命地和他们待在一起，想要进行改革了。”

　　孔子讲的这段话，是发自内心地讲出了自己的苦衷，也抒发了自己的理想。正是因为天下无道，他才要不断地努力。他要想推行仁政，让天下太平，只能跟从政的人去打交道。如果不跟他们待在一起，怎么改变他们呢？

　　和辟世者一起种地，能改变天下吗？如果天下真的有道，孔子好好地教书就很满足了，哪用得着这么费劲，颠沛流离，四处奔走呼号？

　　从中我们看到了不同的人生选择。人可以选择像长沮、桀溺一样“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过着田园生活；也可以选择像孔子这样，知其不可而为之，试图尽自己的努力，为世界做出一点点改变。如果能够给一两个大人物带来影响，说不定真的能把仁政推行起来。

　　行其义也：如何理解“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孔子

　　子路从而后，遇丈人，以杖荷。

　　子路问曰：“子见夫子乎？”

　　丈人曰：“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植其杖而芸。

　　子路拱而立。

　　止子路宿，杀鸡为黍而食之，见其二子焉。

　　明日，子路行以告。

　　子曰：“隐者也。”使子路反见之。至，则行矣。

　　子路曰：“不仕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我上中学时，这一段入选了高中课本，叫作《荷丈人》。

　　“子路从而后”，意思是子路赶路的时候掉队了。掉队之后遇到一位上了年纪的老人家，老人家“以杖荷”。“”，有人念diào，有人念tiáo，还有人念dí，三个发音，对应的是三种不同的东西。

　　（diào）是一种除草的工具、一种竹器； （tiáo）是一种蔬菜，是一种植物； （dí）是一种其他的农具。

　　我认为应该是diào，一种竹器。

　　他拿着一根棍子，把竹器搭在肩膀上。子路问：“您见到我的老师了吗？”

　　接下来，就是名句——丈人说：“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手脚都不劳动，五谷分不清，这种人凭什么做老师？

　　这个丈人很有可能是“农家派”。春秋时候有一派就叫“农家”，认为人必须耕作，其他的事都没有意义。古人干不干农活，一眼就能看出来——手上硬不硬，有没有老茧，皮肤是否粗糙。

　　丈人骂孔子，然后“植其杖而芸”。

　　“植其杖而芸”有几种解释：第一种是把“植”理解为“置”；“芸”，同“耘”，耕耘的意思。此句的意思是，他把拐杖插在地上，就去除草。

　　第二种解释是，丈人把杖放在一边，开始下田工作。

　　第三种解释是，“植”，是倚立的意思。此句应理解为“丈人拄着拐杖去除草”。这是目前普遍认同的理解。

　　子路被震住了，拱手站在旁边，被人教训得一头冷汗。

　　老人家一看，子路这个态度还不错，反正子路也找不着老师了，于是决定留子路吃饭，还专门为子路杀了鸡，做了米饭，好好地款待他。

　　这个画面让我想到杜甫的这句诗——“夜雨剪春韭，新炊间黄粱”。农家收拾、洒扫、做饭，炊烟袅袅。

　　老人家还把自己的两个儿子叫出来，给他们介绍说，这是大名鼎鼎的子路。

　　子路第二天出发，找到孔子后，向孔子说了荷丈人的事。

　　孔子说，这是高人，让子路回去，邀请老人家过来聊一聊。孔子想跟老人家认识一下。

　　子路赶回去，却没有看到荷丈人。这有点像《西游记》里边的神仙，帮了孙悟空，就不见了。

　　这时，子路说了一段话，这里有两种解释。

　　第一种解释是子路回头对孔子发表感慨——

　　“不仕无义”：你有能力，却不肯出来做官，不肯为国为民做事，这就是不义。

　　“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这样的秩序，是不能够随便偏废的。如果连家里的长幼之节都不能够废掉，那为什么要废掉君臣之义呢？你一个人躲在这里，心中还有国君吗？

　　“欲洁其身，而乱大伦”：看起来你们是要做好人，洁身自好，但其实乱掉的是君臣大义。

　　“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君子出来做事，才是实行大义。子路的言外之意是，你认为我的老师“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什么都不会做，但是我告诉你，君子做事是为了行义，是为了做自己该做的事。

　　“道之不行，已知之矣”：我们很清楚，天下滔滔，道很难行，但我们一定要知其不可而为之。君子就是做自己该做的事，行所当行。

　　子路的这段话中，“道之不行，已知之矣”说得多有气魄！

　　儒家特别强调“行所当行”，做自己该做的事。别人说“你做这件事没有用”“你做这件事，别人会反对”“你做这件事，半途会失败”“没人知道你做这样的事”，这都没关系，君子就是要“行其义也”。

　　子路很有可能是在被“㨃”之后，酝酿了一晚上，想要用这些话来为夫子做辩驳，解释夫子的大义。

　　第二种解释是，荷丈人不想见他，躲起来了，于是子路就和丈人的两个儿子说了这样一番道理。意思是，“你们家老爷子说我老师不行，那我现在告诉他，实际上我老师的境界高着呢。”

　　无可无不可：什么是“无我”的境界

　　逸民：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

　　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谓：“柳下惠、少连，降志辱身矣，言中伦，行中虑，其斯而已矣。”谓：“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

　　“逸民”就是那些隐逸山林的人。孔子在梳理从商到周期间有名的隐士。

　　伯夷、叔齐是孤竹君的儿子，因周武王伐纣，而不食周粟，最后饿死在首阳山上。

　　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他们用各种各样的方法过隐居的生活。

　　孔子把这些人的行为归了类——

　　伯夷、叔齐叫“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彻底不合作，不说软话，也不配合。孔子说，他们的气节很高。

　　柳下惠、少连属于“降志辱身”。柳下惠数次做官，数次都被罢免，但还不离开。少连也属于这种情况，愿意合作，也能够坚忍地承受这种屈辱。

　　“言中伦，行中虑，其斯而已矣”：“中”念zhòng，“言中伦”意思是符合伦理纲常，“行中虑”就是做事深谋远虑，“其斯而已矣”是说柳下惠、少连也还是值得认可的。

　　虞仲、夷逸这两位属于“隐居放言”。“隐居放言”有两种解释，第一种是躲在山里，说什么，别人也听不见，所以什么话都敢讲。

　　第二种解释认为，“放”有流放的意思，意思是躲到山里去，什么都不说了，不干涉尘世，不发表言论。他们“身中清，废中权”。“身中清”就是立身符合清白的原则；“废中权”是指抛弃这一切，废掉自己在官场上的未来。

　　在孔子看来，以上三种“逸民”都是可以效仿的。

　　如果一个人认为朝廷昏乱，政治环境糟糕，就可以采用以上三种方式去表达自己的态度——或者不合作，或者守住自己的清白，或者不要随便说话。

　　最后，孔子说：“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

　　这逐渐变成了中国人安身立命的非常重要的原则。

　　我们中国人和其他国家的人相比，总抱持一种中庸的态度。我们如此包容，如此开放，对于各种文化、各类流行时尚都能接受，不排斥，不反对。这是一种通达的、平和的、大气的态度。

　　“无可无不可”是一种柔软的生活态度，是孔子的处世原则之一。这种态度的核心就是中庸之道，就是通权达变，进退出处皆可。

　　孔子已经掌握了通权达变的原则：义之与比。只要合乎义，怎么做事都行。躲在山里可以合乎义，出来做官也可以合乎义，或者教书、编书，只要合乎义，都是有意义的。

　　孔子与隐士们不同的地方在于，隐士们无论是“降志辱身”，还是“言中伦，行中虑”，抑或是“身中清，废中权”，都是基于对自我的考量，是认为自己和别人不一样，要保持自己的名声。

　　而孔子活到了“无我”的境界，不管他选择去哪里、怎样做事，都不是为了自我，不是为了名声。我们想想看，孔子如果出去当官，对他的名声来说其实是有风险的，但是他就是要挽救这个天下滔滔的大势，就是要让黎民苍生过上更好的日子，就是要让道义可以行。至于自己，别人怎样评价不重要。

　　当一个人以大义为导向，认为自己的名声、地位等都不重要时，他的状态就是“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

　　当一个人降低自我的诉求时，生活的选择空间就大了很多。不需要非要隐逸山林、明哲保身，也不需要非得入世、出人头地。

　　大师挚适齐：礼崩乐坏后，文艺工作者四散流离

　　大师挚适齐，亚饭干适楚，三饭缭适蔡，四饭缺适秦，鼓方叔入于河，播鼗武入于汉，少师阳、击磬襄入于海。

　　这段话讲的是乐师们的归宿。

　　鲁国发生叛乱，产生了刀兵之灾。一旦打起仗来，国家混乱，受伤最重的可能就是这些手无缚鸡之力的文艺工作者，比如音乐家、儒生，他们必然会四散奔逃。

　　孔子曾师从郯子、师襄，精通音律，他跟此节提到的这些乐师也很熟。这里提到的这些乐师，相当于一个乐队里的成员。其中，大师挚就是《泰伯》里提到的师挚，他相当于乐队指挥，是一个大音乐家，他去了齐国。

　　“亚饭干”“三饭缭”“四饭缺”，在乐队里担任不同职务的乐师。有一种说法是，鲁公吃每顿饭都要奏音乐，他一天吃四顿饭，四个乐师分别是四顿饭的音乐负责人，所以称亚饭、三饭、四饭。很有可能太师挚就是在第一顿饭时演奏。

　　还有一种说法是，这个称呼代表着乐队里不同的岗位。

　　亚饭乐师干去了楚国，负责三饭的音乐家缭去了蔡国，负责四饭的乐师缺到了秦国，敲鼓的方叔到黄河流域去了。

　　“播鼗武入于汉”：负责摇小鼓的乐师武到了汉水一带。“鼗”（táo）是一种类似于拨浪鼓的乐器，两面击打。

　　击磬襄是孔子的老师，孔子曾经跟他学过击磬。少师阳、击磐襄入居海边了。

　　这段话交代了礼崩乐坏以后，乐师们四散奔逃的样子。

　　这段话不一定是孔子说的，我们能够看到孔子的老朋友们都流散在天下各处了，想要再组织一支这样的乐队已经很困难了。

　　这段话描绘了国家混乱、文艺工作者四处离散的无奈之状。

　　无求备于一人：领导者的用人之道

　　周公谓鲁公曰：“君子不施其亲，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旧无大故，则不弃也。无求备于一人！”

　　周公跟鲁公是父子。周公分封鲁公的时候，对鲁公讲了一段话。

　　“君子不施其亲”：君子不要疏远自己的亲族。“施”是通假字，通“弛”。

　　“不使大臣怨乎不以”：君子不要让自己的大臣因不被重用而抱怨。“以”是任用的意思。

　　“故旧无大故，则不弃也”：如果前朝官员没有做大逆不道的事，就不要放弃他们。“故旧”指前朝的官员。当时，商朝的统治被推翻以后，殷朝的六个贵族被归于鲁国，称作故旧。“大故”就是特别大逆不道的事，比如殴打、谋杀亲人等。

　　“无求备于一人”：不要求全责备，不要要求每一个人都是完美的，用人用其长。这样，你身边的人才会越来越多。

　　这段话的背景可能是鲁公被分封到了鲁地，临行之前，周公对他交代政治的核心要素，告诉他如何用人。

　　这段话所论述的次第，是从自己的亲人、亲族开始，到大臣，再到故旧，一层一层地往外推。每一层都有值得任用的理由。最重要的是，不要求全责备于一人，这样才能够团结更多的人。

　　周有八士：周朝的著名人物

　　周有八士：伯达、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随、季。

　　这一段讲了周朝的八个著名士人。这八个人现在很难考证，这里唯一能提及的是南宫适，伯适指的就是南宫适。

　　有人的解释牵强附会，说文王有八卦，所以在这儿说周有八士。

　　其实，这句话也不一定是孔子讲的。《论语》是后来由孔子的学生、孔子学生的学生联合编的，所以文本中存在着大量跟孔子无关的话，甚至有的不是孔子说的也写“子曰”，这可能是回忆出现了偏差。

　　所以，这里列出的周朝八个著名人物，我们不去一一讲解，因为大部分根本无从考证。